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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樣的真相，當今的日本右翼勢力很難從根本上推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史實。
南京大屠殺史料從沉睡中甦醒
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究竟還蘊藏着多少歷史真相？上世紀90年代中期，20多歲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來到了美國國家檔案館查詢南京大屠殺史料。資深的檔案研究員約翰.泰勒(John Talora)對她說：“你是第一個系統研究這批資料的人。”
十多年過去，物是人非，曾經的合作伙伴與好友已是陰陽相隔。張純如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如花的生命。而約翰.泰勒也已80多歲高齡，平常已經很少來檔案館，最多的時候一週來兩次。本以爲當天的採訪無緣相見，不料艾瑞克卻告知意外之喜：“約翰.泰勒今天就在館裏！”
這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老人！雖然滿頭白髮、步履蹣跚，卻依舊記憶清晰、思維敏捷，並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精力，在他的辦公桌上，堆放着繁雜的研究資料，彷彿他的生命無法與心愛的檔案研究割捨。
從1945年開始，約翰.泰勒已經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工作了62年！是一致公認的“國寶級”人物，幾乎每一類檔案的保管、使用和研究都在他腦中儲存着；幾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歷史學家他能說出名字。也正是從近20年來開始，約翰.泰勒明顯感覺到了館藏南京大屠殺檔案受到越來越高的關注度。“從張純如開始，這種關注度是來自全世界的。”除了美國，還有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中國的、日本的學者，都曾經陸陸續續來過這裏查詢和研究這批檔案。
就在去年，美國國家檔案館還留下了兩位來自南京的年輕學者張生、楊夏鳴的身影。從去年的9月20日到10月22日，他們在這裏差不多“泡”了一個月，天天與枯燥的檔案爲伴，收穫了大量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鐵證，帶回國的檔案、史料足足拷貝了5個G容量。
在記者赴美前，楊夏鳴教授給予了無私的幫助，同時他還特別委託代問約翰.泰勒好。當記者向老人轉達他的問候時，泰勒非常高興，“我很記得這兩位中國來的勤奮的年輕人！”再添新證：
南京大屠殺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
華裔學者發現日本軍醫日記
1937年11月29日，常州。日本軍醫保阪晃的日記：
“我們出發前去掃蕩常州的敵人。中午時分，我們的隊伍開進常州城。我們接到命令，要求我們殺掉常州城裏的居民。大約80名手無寸鐵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趕到一塊兒，黃昏時分統統被我們開槍打死。我希望我這一輩子再也不要看到這樣的慘景。即將被殺死的這些人簇擁在一起，都在祈禱、哭喊並哀求饒命。對如此悽慘的場面，我簡直都沒有勇氣看下去。很快，重機槍就開火了，人們都紛紛發出慘叫聲，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經有了魔鬼的心腸，我也覺得慘不忍睹。戰爭真是太悲慘了！ ”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快報記者在衆多的史料中有幸與這本日記的原版“相遇”。
說到這本日記，不得不提到兩件事：一是最先發現它的人：華裔學者、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楊大慶。另一個是官方機構：美國納粹戰爭罪行和日本帝國政府檔案機構間工作小組(簡稱IWG)。作爲IWG的一名學術顧問，楊大慶教授的這一發現也引起了IWG的高度關注。如今，這本日記已經登上了該機構日前推出的《研究日本戰爭罪行檔案》一書的封面。
軍醫日記是屠城新證
楊大慶，生於南京，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後來在哈佛大學拿到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爲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系的日本史專家、教授。
楊大慶教授在研究中對南京大屠殺的史料非常關注，也似乎格外敏感。儘管他表示這與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興趣有關，但記者卻寧願相信自己的感覺——這與他骨子裏的南京情結也不無關係。他的敏感在這本軍醫日記上得到了充分體現。“剛開始發現這本軍醫日記時，IWG的其他研究人員並沒有表現出多少重視，但在我看來，這本日記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從內容來看，這本日記雖然沒有直接描寫南京大屠殺，卻間接證明了一個事實：南京大屠殺絕不是日本右翼人士聲稱的那樣是孤立的或偶然的事件，而是侵華日軍對中國平民進行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屠殺的一部分！
在他的辦公室裏，楊大慶向記者提供了一份這本日記的複印件。
快報記者“邂逅”日記原件
次日，當記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這本日記的原件時，立即有了完全不同的更加直觀的感受：這是一本黑色皮面的日記本，保存得非常完整，紙張雖然略有些泛黃，但上面的字跡仍然清楚可辨。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日記外面還有一個牛皮紙做的信封，上面寫着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東京都××日比谷××聯合軍總司令部法務部長××××大佐殿”。顯然，這本日記曾經被郵寄過。
“戰爭結束後，日記的主人保阪晃回到了日本。從這個信封來看，他要向駐日盟軍告發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罪行。”楊大慶解釋說，1945年底，保阪晃將這本日記掛號郵寄給當時的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部下屬的法律事務部負責人阿爾瓦.卡彭特。“這充分說明他還是有良知的！”後來，卡彭特曾被派到中國專門收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證據，但不知何故，這本日記並未在東京審判中出現，而是隨同其他檔案一起被美國政府保存。
翻開這本日記，記者發現裏面有關常州屠殺的那頁內容明顯有被撕過的痕跡，如今保存下來的是經過粘貼的。“這很可能是因爲日記的主人意識到了這部分內容的敏感性，爲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他曾經把這頁日記撕下來並藏到了一個保險的地方。在準備郵寄的時候，他又將其取出，在另一張紙上工工整整地抄寫了一遍，然後又將其貼到了日記本里。”可見，保阪晃爲了這本日記可謂用心良苦。
美國IWG解密大量日本罪行文件
經過對其重要性的研究考證，IWG也認識到了這本日記的“特殊意義”，並將其選作《研究日本戰爭罪行檔案》一書的封面。而這本書裏的開篇之作，便是楊大慶所著有關日本二戰罪行的研究成果。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研究員艾瑞克欣然將這本書贈送給了記者。對美國而言，這本書的出版並不僅僅意味着在學術領域又多了一部專著，而是意味着對二戰日本罪行的重新認識和觀念轉變。
據楊大慶介紹，1999年1月克林頓政府成立IWG機構，其職責是尋找美國目前持有的與納粹德國罪行有關的檔案，對其進行識別、編制目錄並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議。該機構由美國國家檔案館牽頭，下屬成員分別來自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防部、國務院、司法部、國家檔案館等政府機構。同時，參與其中的還有不少像楊大慶這樣的學術顧問，主要來自各所大學。
然而，IWG起初的研究對象只針對納粹德國，並不包括日本。後來之所以將日本也納入研究範圍，緣自美國國內的多種呼聲。例如，美國西海岸衆多的華裔人士一直在關注二戰期間日本戰爭犯罪問題；1997年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用英文寫作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大屠殺》一書反響強烈。再如，在美韓裔人士對慰安婦的問題也非常關心。再加上一些曾經在太平洋戰場當過日軍戰俘的美國退伍軍人的呼籲，美國政界也逐步改變了態度，將二戰期間的日本也納入研究範圍。
到目前爲止，IWG已經解密了10萬頁有關二戰期間日本戰爭罪行的文件，涉及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東北準備細菌戰、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慘案等種種細節。
正義與罪惡，這較量不休不止
11月24日，紐約街頭陽光和煦。記者在法拉盛地區見到了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負責人陳憲中先生。一頭及肩的白髮，一身米黃色的中裝，滿身“中國味”的陳先生讓記者略略有些驚訝，要不是一口流利的英語，很難想象1962年他就來到了美國。
在南京大屠殺70週年之際，聯合會將舉行一系列紀念受難同胞的活動，陳先生也因此而格外忙碌。見面後我們無暇做更多的寒暄，記者直接上了他的車，隨同他一起去當地一所華僑學校，“下個月我們想在那裏舉辦一個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展！”
這所華僑學校位於紐約中國城，主要向華人的孩子教授中文，共有2000多名師生。校長黃炯常也是一位頭髮花白的華人，他在看了陳憲中先生帶去的展板、展具後，對在校內舉辦這樣的史料展頗爲支持，定下12月8日、9日連展兩天，並表示將專門安排老師帶領學生們參觀。
事情落實得很順利，離開學校後，陳先生將展具熟練地整理好，一一放回汽車後備箱。看着頭髮白盡、已是爺爺輩的陳先生依舊在爲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而奔波，記者心中突然生出一股酸酸的感覺。他或許意識到了這一點，對記者淡淡一笑：“我們人手少，不做不行……”
在後來的採訪中，記者對這句話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遙遠的缺乏“氣氛”與“環境”的大洋彼岸，要想讓國際社會了解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而之所以“不做不行”，是因爲他們需要面對的，既有時間對歷史的消磨殆盡，更有來自日本右翼囂張的歪曲和否認。
儘管鐵證如山，但幾十年來，正義和罪惡的較量從來沒有停止，直到今天仍在繼續。
“大屠殺虛構論”叫囂學術界
在美國採訪期間，華裔學者楊大慶送給記者一本書，書名是《南京大屠殺：違背真相的虛構》。這本英文書的作者是日本的一位歷史教授東中野修道，書中用了大量的所謂的“史實”，說明南京大屠殺只是中國人的虛構。據報道，日本右翼製片商今年初已準備以此書爲基礎拍攝一部電影，以反擊電影《南京》中所揭露的南京大屠殺真相，意圖“糾正歷史和視聽”，揚言要“導正歷史記載”。
“你看看吧，爭論始終沒有結束，日本右翼對南京大屠殺的否定也始終沒有結束，”楊大慶說。
記者注意到，這本書的日文版印刷於1998年，而英文版軟封面和硬封面分別印刷於2005年、2006年。在楊大慶辦公室的一個角落裏，一摞堆放了好幾本英文硬封面版。“這本書的英文版是日本右翼企業家花錢印刷的，而且免費送給美國各大高校的專家學者，向他們闡述所謂的‘南京大屠殺虛構論’。”看着手中的書，聽着楊大慶的介紹，記者禁不住又憤懣又驚心：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的行徑實在太卑劣，但他們在國際社會的“活躍”與“手腕”着實讓所有維護正義和真理的人不得不防！
“不過，這樣做的目的往往適得其反。”楊大慶說，西方學者無論是對歷史抑或其他學術研究，面對懷疑通常會採取親自求證的方式，而不願盲從他人的結論。所以，日本右翼這種急於漂白自己的行爲，反而招來了很多美國學者的反感，“很多人只是隨手翻了翻這本書就丟在一邊了，還有些同事知道我是做這方面研究的，乾脆就給了我……”
其實，在東中野修道之前，日本的田中正明在1984年就出版過《南京大屠殺的虛構》一書；日本保守的自民黨領導人石原慎太郎於1990年出版了一本名爲《日本可以說不》的“暢銷書”……在國際社會中，發行出版物是日本右翼歪曲和否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慣用行徑。
華人社團用鐵證斥謊言
一直以來，爲了駁斥這些謊言，美國的海外華人團體舉行過多場集會、座談會和新聞發佈會，運用各種無可辯駁的史料、邀請衆多見證者本人及其後人到場作證，將真相傳遞給世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美國各地就陸續成立了多個研究日本侵華歷史的民間組織，目前這類組織的總數粗略統計已達30多個。其中，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世界抗戰史實維護會(在多個國家設有40多個分會)等比較活躍。邵子平、陳憲中、李培德、丁元、李競芬等一批海外華人社會活動家，多年如一日，爲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而奔走呼籲。海外赤子們的努力，與中國國內社會各界對日本右翼的駁斥匯成一股強大的洪流，給日本右翼以強有力的反擊！
這次在紐約採訪的時候，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的陳憲中先生贈送給記者一套珍貴的歷史資料：《日本人怎能對真相說不？》。在沉甸甸的盒子裏，包括一沓印刷資料，收錄的主要內容是當時留守南京的美國傳教士馬吉和費奇等人發回美國給家人的信，信中描述了當時人間地獄般的南京。其次是三盤錄影帶，收錄了近年來海外華人多方尋訪徵集來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人證、物證，包括“馬吉的證言”、“以天皇的名義”，以及香港製作的電影“黑太陽：南京大屠殺”。特別是“馬吉的證言”，將1937年約翰·馬吉牧師在南京拍攝下來的影片，與對他的兒子戴維.馬吉的採訪穿插在一起，“人證”與“物證”，圖像與聲音，鑄成南京大屠殺不容抹殺的鐵證！
陳憲中告訴記者，這些影像資料製作完成後，多次在美國各地放映，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它們也一直是國際社會有關南京大屠殺研究不可多得的核心資料，得到了非常廣泛的引用。
“慰安婦議案”高票通過
在今年的美國“慰安婦議案”問題上，正義與罪惡的較量進入“酣戰”階段，右翼勢力的瘋狂和手段也可謂登峯造極。正是由於美國和加拿大等地華人團體的推動，以及國際社會正義力量的支持，使得議案得以高票通過。
今年6月14日，美國“慰安婦議案”表決日期敲定不到兩天，日本右翼團體隨即在《華盛頓郵報》花錢刊登廣告否認“慰安婦”事實。他們本以爲這樣就可以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卻不料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則欲蓋彌彰的廣告激起了上至美國副總統切尼，下至普通美國民衆的強烈反感，並促使更多的國會衆議員支持譴責“慰安婦”問題的議案。6月26日，美國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以39票贊成、2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有關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徵亞洲其他國家婦女充當日軍“慰安婦”的決議案。要求日本政府以正式、明確的方式承認“慰安婦”問題，進行道歉，並承擔相應的歷史責任。
對這則議案背後的“較量”，美籍華人女作家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教授向快報記者和盤托出。張純如去世後，兩位老人強忍悲痛，決定“要爲女兒做些什麼”，遂也加入了揭露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各種社會活動中。美國“慰安婦議案”表決前，華人社會團體在各地廣泛尋求議員和民衆的支持。或許正是看到了這種種“威脅”，急不可耐的日本右翼在報紙上登出了通篇謊言和無恥言論的廣告。“美國的報紙廣告是非常昂貴的，特別是像《華盛頓郵報》這樣的大報。”張盈盈教授說，“可見日本右翼爲了否認真相不惜投入巨資。但他們萬萬沒想到，結果卻事與願違，這種愚蠢的行爲反而加速了慰安婦議案的通過！”
一次“街頭爭論”的背後
當然，“慰安婦議案”背後的較量絕不會是最激烈的一次，更不會是最後一次。海外華人社團們絲毫沒有懈怠，而是以更加激進的態度組織着各種形式的弘揚正義活動。今年是南京大屠殺70週年，他們在美國多個地區舉行廣場集會、史料展覽、錄像帶放映、網上祭悼等紀念受難同胞的活動。陳憲中先生告訴記者，從南京大屠殺50週年開始，每年的12月份，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都會舉行紀念活動。他說，“越是在海外，越感覺到要做下去！”後來他告訴記者，“還有太多的西方人，根本不知道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如此悲慘的南京大屠殺。”
這種情況，記者11月24日便親身感受了一回。當天在紐約法拉盛地區，紐約“南京大屠殺”70週年紀念基金會在街頭舉辦南京大屠殺史料展。牽頭的是任軍、黃凱寧等30多位中國留學生。現場展示的圖片震憾了無數過往的人士。
忽然，觀衆當中一位美國女士大聲發話，“你們需要這樣展覽嗎？”她用探討卻帶有質疑的語氣詢問展覽人員，“我覺得這些都是在戰爭中發生的。只要是戰爭，通常都會有這樣的事情，難以避免……”原來，她認爲70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只是“中日交戰”中無法迴避的“軍事行動”，不該在今天再“舊事重提”。
“不！不是這樣。”立即，任軍和他的夥伴們上前耐心地作着介紹，“準確地說，應該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入侵’，而不是‘進入’！這也不單純是所謂的‘軍事行動’，其中死難者中絕大多數是平民……”
聽着聽着，這位美國女士的表情明顯發生了變化，她不停地點頭，“原來是這樣，我們應該對這段歷史有更多的瞭解，你們做得非常有意義……”接着她又詢問，“那你們現在的態度是？”
“只是正義，道歉！”這時，一位頭髮花白的華人在一旁大聲堅定地回答。“直到現在，日本政府還沒有就此正式道歉，還有一些勢力在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這是我們決不能容忍的！”
“真是這樣嗎？”美國女士的手伸了過來，“我支持你們！” ……
這段短暫的街頭爭論，讓記者感受到了“澄清真相”四個字是多麼不容易，卻又是多麼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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