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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展出新發現的遇難者遺骸
楊夏鳴教授
12月13日，是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70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在接下來的六個星期中，對無辜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行了血腥大屠殺。13日晨日軍谷壽夫師團首先從中華門進入南京，血洗了聚集在中山北路、中央路的難民區，由此，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拉開了帷幕。次日，其他三個師團相繼進入南京南北各市區，展開了大規模的屠殺，南京這座歷史名都陷入了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屍骸遍野，人血染地，南京成了一座血腥的人間地獄。
用證據說話
爲紀念南京大屠殺70週年，《南京大屠殺史料集》第29-55卷日前在南京首發。南京大學大屠殺史研究所所長、史料集主編張憲文教授表示，研究大屠殺的歷史就要有科學的歷史觀，勇於把歷史的真相揭示出來。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研究員是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專家，史料集32卷《日本軍方文件與官兵日記》和33卷《日軍官兵回憶》的編者。王衛星告訴記者，國際上比較公認的戰爭史料研究一般分爲三個部分，加害方日本，被害方中國，以及獨立第三方，都是當事人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比如日本官兵、日方軍事文件、中國受害者中國民政府的調查材料等。
其中《日本軍方文件與官兵日記》就格外引人注目。據瞭解，這一卷史料主要收錄日軍侵華時期的作戰命令、戰鬥報告等文件以及作戰部隊官兵此間的日記文本。這些文件都出自“加害方”之手，並且這些文件均產生於歷史事件發生的當時，因此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王衛星告訴記者，書中收錄了當時日軍上海派遣軍參謀西原一策大佐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手書的軍方《作戰日誌》，價值重大。這是他2006年8月赴日本蒐集素材，在一家名爲“靖國偕行文庫”的圖書館發現的。出乎他意料的是，這本書籍並不是影印本，而是貨真價實的原始筆記，西原一策在筆記中用鉛筆記錄下了他在擔任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作戰科科長時期，軍中的相關規定和任務。而該《作戰日誌》很有可能是首度被學術界發現。因爲這本《作戰日誌》是由西原的後人前不久剛剛捐獻給圖書館，並且明確要求“可查閱，可抄寫，但不可複印與照相”。隨後王衛星用了幾天時間，將2萬餘字的作戰日誌謄抄了一遍，並請日本學者及國內專事日語翻譯的語言學教授翻譯了多遍，反覆校對，力求儘可能精確地反映原文含義。
在這本《作戰日誌》中，西原一策清楚記下了大量的日軍暴行。尤其是在12月18日的日誌中，他詳細記載了上海派遣軍所屬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在南京用機槍射殺中國俘虜15000人的事實。關於此次屠殺，以往的史料均出自山田支隊所屬官兵之手，山田本人雖然在個人日記中聲稱此舉“請示”過上級，並得到了“全部殺掉”的回覆，但一直以來屬於“孤證”，沒有其他相關文件能對山田的說法予以佐證，而新發現的《作戰日誌》對此記錄則充分說明上海派遣軍司令部是十分清楚這場屠殺的，如此血腥的大規模“屠俘”是有指揮、有計劃的。
王衛星向記者介紹，這份軍方作戰文件的披露，再度證實了南京大屠殺絕非日本右翼分子所辯解的那樣是個別日本軍士的行爲，而是佔領南京後日軍部隊不折不扣的“有指揮”的暴行。西原一策隸屬於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任作戰科的科長，職位很高，從這個身份來說，西原記錄下的作戰日誌，已經不是西原個人的日記，而是一份日軍軍方的作戰文件。我們研究戰爭史料，軍方文件最重要，被列爲一類史料，因此西原作戰日誌的發現，意義重大，更爲珍貴的是，我們發現的這份文件不是影印本，不是臨摹本，而是西原本人70年前用鉛筆一筆一筆記錄下的日誌原件，其可信度不容置疑。
鐵證再現紀念館
12月11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對外公佈，繼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兩次發現遇難者遺骸後，該館在紀念館新展廳土建施工過程中新發現了不少於19具遺骸。經考古專家和法醫多次考證，均爲南京大屠殺遇害者遺存。
據朱成山介紹，南京市公安局法醫中心專門對這批遺骸進行的法醫學鑑定結果顯示：新發現的遺骸中，14具遺骸集中於一處，其中12具爲男性，另外2具性別無從考定。這14具遺骸縱橫交錯，高低不一，姿態扭曲變形，有的骨架分離，斷裂現象明顯，遺骸周圍未見明顯棺木痕跡。另外的5具遺骸分佈在這14具遺骸的周圍，周邊有簡易棺木痕跡，但骸骨排列方向凌亂，部分遺骸嚴重分離錯位。參與鑑定的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刑事科學技術專家表示：“這19具遺骸均爲非正常死亡狀態下的非正常掩埋，可以肯定是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遺骸。”
爲最大限度保留其整體性和真實性，考古人員決定採用整體搬遷的方式進行保護。在對遺骸“遺址”進行了消毒去黴和表層加固後，根據遺骸的相對位置進行開挖切割土層並安裝了託箱。直到2007年11月，這批遺骸又被整體遷回原址，按原樣放置。
歷史檔案顯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先後有1萬多名同胞在江東門被侵華日軍殺害。1984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館之初，曾首次在現場發掘出部分遇難者遺骸；1998年至1999年，紀念館在整理草坪時再次發現遇難者遺骸，經考古發掘，共出土表層遺骸208具。
朱成山表示，這些新發現的遇難者遺骨是對那些歪曲歷史的日本右翼勢力的最好回擊，在這些遺骨面前，任何否認歷史的言論都是無力的。
探尋歷史的真相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們心靈的一幕發生在對“南京大屠殺”審理的時刻。在中國南京被攻陷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歷時兩年半，開庭818次，419名證人出庭作證，779人作了書面證言，受理證據4336件，英文審判記錄共48412頁，判決書長達1213頁。
2006年，江蘇省行政學院楊夏鳴教授飛赴美國尋找大屠殺的相關證據，特別是東京審判中關於大屠殺的資料。東京審判的材料近5萬頁，而南京大屠殺材料也有幾千頁。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查找資料時，他一共奮鬥了40多天終於把所有的有關資料都查找拷貝了一遍。
楊夏鳴教授作爲第29卷《國際檢察局文書·美國報刊報道》的編譯者，首次翻譯發表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一些重要文書以及國際檢察局等“第三方”有關南京暴行的調查取證過程的報告，史料價值極高。
楊夏鳴教授告訴記者，在法庭確認的書面證據中，“美國使館有關日軍暴行的電文”、“德國外交部原始文件和檔案”和“南京安全區檔案”中都記述了日軍所犯下的罪行。其中，德國駐漢口大使館關於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1月13日的德國目擊機密報告中稱：“南京今天的悲慘命運清楚地表明瞭以下兩個事實：1.南京防禦的失敗；2.缺乏紀律、暴行和犯罪的不是個別人，而是整個日本軍隊，也就是說日本人的行爲。”
楊夏鳴表示，這次翻譯發表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重要文書中，總檢察官基南的《開庭詞》非常重要，不僅它的中文版以前在中國都沒有發表過，在美國英文版的也很少找到。基南的《開庭詞》中提到：“日本系統無情地屠殺、強姦、拷打成千上萬名戰俘、平民、婦女和兒童以及肆意、大規模地摧毀家庭和財產完全超出了任何可能的軍事需要是日軍佔領南京的特徵。通常被稱爲‘南京的浩劫’的這一行動在現代戰爭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在東京審判中，南京大屠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對普通戰爭罪的最重要起訴就是“南京暴行”。雖然薩頓在法庭上宣讀了1938年1月14日拉貝寫的一封信，但拉貝爲什麼沒有出現在證人席上？這讓很多人十分不解。楊夏鳴教授告訴記者，從此次首次翻譯發表的史料來看，東京審判其實曾想請拉貝作爲證人。在國際檢察局“有關尋找證人拉貝、馬吉、威爾遜的電報”中的第4條明確記載了“在德國找到、面試並取得約翰·拉貝的陳述，他在1937-1938年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當時他在西門子公司工作；據報道在柏林被佔領之前的前一年他在那裏。他能夠作爲證人出庭作證嗎？”
楊教授表示，他看到的英文原件中，這些內容原本都是有的，但被人用鋼筆圈掉刪除了，所以，雖然拉貝被列入證人名單，但是並未能出庭作證。他根據《拉貝日記》的揣測，當時拉貝正被進行非納粹的排查，所以可能無法抽身。
楊夏鳴教授說，我們始終要從人類文明的高度來考察南京大屠殺這一“人類榮譽的污點”，我們牢記歷史、不忘過去，就是要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紐約時報》記者F·蒂爾曼·德丁在1945年8月27日的報道中這樣寫道：在對日戰爭中，美國使用過不止一條口號。我們被要求“牢記珍珠港”，後來又是“牢記巴丹半島”。中國人的口號可能有50條，但他們實際上只需要一條就夠了，那就是“牢記南京”。
外國記者記錄真相
爲了駁斥日本右翼所謂當時國際社會“沒有聽說過南京大屠殺”的說法，楊夏鳴還系統收錄了《紐約時報》記者德丁等人的135篇有關南京的報道。這些報道始於1937年8月16日日本飛機開始轟炸南京，止於1945年日本投降，以獨特的視角完整地記錄了這段歷史。其中《紐約時報》在1938年1月9日以頭版頭條以一整版的報道刊發了德丁的“中國指揮官逃走 日軍暴行標誌着南京的陷落”的文章。楊夏鳴告訴記者，德丁還親眼目睹了1937年12月13日日軍在南京開始大規模屠殺的情景。1945年8月27日德丁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名爲《牢記南京》的文章。他這樣記述到：“就在登上艦隻(美國炮艇瓦胡號)前往上海之前，記者親眼看見江邊上正在處決200名男子。這次屠殺用了10分鐘時間。這些男子排成隊靠在一面牆上，然後被槍殺。隨後，一批手持手槍的日本兵，面無表情地踩着堆在一起的屍體，對準還在動彈的遇害者補上一槍……”
楊夏鳴告訴記者，這位西方友人對南京大屠殺一直抱有非常客觀公正的態度，在上世紀90年代，當日本右翼公然否認曾經有過南京大屠殺時，這位老人又再一次站出來，在記者招待會上爲歷史真相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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