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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對中國現代小說家持否定態度，但他卻對許多當代詩人情有獨鍾。他就是來自德國的漢學家顧彬博士(Dr.WolfgangKubin)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報道，顧彬博士因多次向中國當代小說家發表批評性言論而聞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許多中國時代詩人的“粉絲”。 這位波恩大學的教授指出“他對中國作家的批評言論被胡亂誇大和引用，完全背離了他的本意”。 “無論我走到那裏，我總是告訴大家中國有許多，(大約十幾個)世界級的優秀詩人，但是沒有人對此感興趣，因爲他們對中國當代詩歌的期望值已經沒有過去那麼高了”。 “但是，有許多德國人還是非常喜歡中國當代詩歌的，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這位幾乎把中國所有流派的詩歌都譯成德文的顧彬博士繼續說道，“我對北島、歐陽江河、翟永明、多多、西川的詩歌都非常熱愛。” 按照顧彬教授的說法，德國文學界非常欣賞中國一批當代詩人的作品，他們每年都會應邀去德國交流學習。到目前爲止，已經有6部中國詩歌集在德國出版，德國學術界也正在對中國詩歌的流派進行系統的研究。 “從某個角度來說，在全球化進程中，德國是中國詩歌的第二故鄉。很多作品在中國流傳的範圍並不廣，但在西方卻有龐大的讀者羣。中國作家的作品在西方很可能有更大的市場”。 顧彬教授認爲，德國之所以能颳起“中國詩歌流派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不管這種聯繫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在全球化的時代，許多西方人想尋求一種不同的語言.全球化的語言是由許多種"亞英語"組成的。所謂"亞英語"是指用法有錯或者沒有意義的英語。人們所追求的是一種複雜的綜合性語言”。 “英語國家要比德國(非英語國家)接受中國詩歌的速度慢，這並不是他們的錯，”顧彬博士繼續解釋道。 “雖然我們把主要的作品都翻譯成了英文，但問題是這些作品並不能在美國、英國這些英語國家發行，反而是在香港甚至是中國大陸纔買得到”。 這位翻譯了30多冊中國詩歌的教授並不願意承認，中國詩歌在德國的風靡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功勞。 顧彬博士和他的妻子張穗子(Suizi Zhang-Kubin)於1989年創辦了半年刊德文雜誌《袖珍漢學》(minimasimica)這是本介紹中國小說、散文和詩歌各個流派的雜誌。 由於他多年的傑出貢獻，他於今年10月份被授予國內詩歌界含金量最高的獎項“中坤國際詩歌獎”。 “然而，在獲獎的時候，我對"犧牲自我"的翻譯工作感到倦意已經有些時日了” 。 顧彬博士在頒獎典禮前接受《中國日報》記者採訪時說到：“實際上，我希望能停止翻譯工作，因爲它太浪費時間，我也不能專心投入到創作自己的作品上去。但是我總擔心，一旦我不再翻譯了，中國這麼多傑出的詩人在德國就得不到他們應有的肯定。我把翻譯工作看作我的責任。” 顧彬教授指出：當今，德國有6個世界頂級的翻譯大師，然而他們幾乎都只從事小說和戲劇的翻譯工作。 “因爲詩歌和散文不賣錢，而小說和戲劇卻能給他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顧彬教授是他那個年代爲數不多的學習漢語的德國人中的一個。他起初的專業是神學，希望日後成爲一個牧師，後來發現大學的課程與現實生活毫無關聯。迷茫、不知前途路在何方一直困擾着他，直至他拜讀了龐德(EzraPound)翻譯的一部中國作品，那部作品給了他無限的歡樂和啓發。 顧彬教授之前也學習過幾門外語，但從未接觸過亞洲語言，中文學習對他是一種挑戰。起初他對中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隨後中文學習耗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 由於1969年中國還未對外國人開放，顧彬教授去了日本。“我對中世紀的中國最感興趣。日本曾在一段時期內瘋狂的模仿中國。如果你想找唐朝(公元618-907年)的建築，在中國幾乎是不可能了，但在日本的一些地方還能找到”。 1972年，他終於等到了來中國大陸的一個機會。他來這裏學習人文科學，並最終成爲這個領域的專家。他回憶道：“如果沒有機會來中國，我不可能接觸到當代文學。” 1981年的某一天，顧彬教授去北京圖書館借時遇見了一個女孩幫找書。由於他倆都是這裏的常客，經常能遇見彼此，見面的機會多了就漸漸萌生了愛意。但是，在那個年代，中國人與外國人戀愛、通婚是非法的，他們一直沒有公開這段戀情。 1985年，張穗子去德國學習，他們在當年完婚。 雖然不在中國居住了，但是顧彬博士還是情繫這裏，他經常回來中國的大學授課，比如今年他就分別在青島海洋大學和四川大學開課。 “人們希望我去上中文課，因爲他們在尋找一種學習中文的新方法，通過我的授課，他們掌握了學習中國文學的新思路”。 他認爲1919年是中國詩歌界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後，中國詩人開始使用白話做詩。如今，他們又在試圖把1919年之前的語言融入到創作中去。 他繼續說道：在那個時期，中國詩人一股腦的模仿西方詩集，希望能擺脫中國古典詩歌陳舊的程式。 “不單單從詩歌的語言，甚至從它所要傳達的信息你就能看出來：49年以前，沒有幾部好作品。魯迅的古典詩歌堪稱經典，但我實在不敢恭維他的現代詩歌”。 但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許多詩人重新研究了49年前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優秀”的西班牙、英國和法國的譯文，一種全新的理念隨後被注入詩歌作品中。 “我個人認爲，直至79年後，年輕的中國詩人才真正把他們想傳達的思想和優美準確的語言做了完美的結合。他們想爲中國的詩歌界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他們成功的做到了”。 “如今，中外詩歌的差別已經不大了”。 然而他強調“要想創造中國詩歌的神話，僅靠詩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還要靠千千萬萬喜歡詩歌的中國讀者的努力” 。 (責任編輯：張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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