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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失憶症是一個人受到外部刺激或者腦部受到碰撞後，遺忘了一些自己不願意記得的事情、人或物。這種病的治療難度不大，通常患者都會痊癒。可當得病的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時，要治好，就不容易了。
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70週年紀念日。正當中國人民痛苦地將目光再次投向那段悲慘歲月、悼念30萬死難同胞的時候，作爲大屠殺加害者的日本卻向世界宣佈：南京大屠殺不存在！
日本發行量最大的《讀賣新聞》在12月11日的社論中，將南京大屠殺稱爲“南京事件”。它認爲“南京事件”究竟算不算大屠殺，還需要中國“推進實證性的調查研究。”日本外務省新聞發言人阪場三男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在談到世界各地正在拍攝的揭露南京大屠殺的電影時表示，“希望導演們不要挑起觀衆負面情感反應”，“日本與中國應成立聯合學術委員會，研究該問題。”而日本導演水島悟拍攝的影片《南京真相》則乾脆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它認爲，南京大屠殺都是中國編造的，這種觀點得到了許多日本政要的支持。
真是令人震驚！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做出結論六十年後，在大量遺骨、照片、資料被擺進紀念館後，在拉貝等大屠殺親歷者寫下百萬字回憶錄後，在一些參加大屠殺的日本老兵表達懺悔後，在許多大屠殺倖存者仍然在世、仍可一遍遍流着淚講述親人被殘殺經過的時候，日本政府、媒體、學者卻仍在爲戰犯百般抵賴、推卸罪責，難道他們看不到倖存者身上的刀疤、看不到堆堆白骨、看不到那一張張照片嗎？難道他們都瞎了嗎？這真是21世紀人類文明之恥！
作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之一，南京大屠殺可說是鐵證如山。這其中，不僅有受害者的累累白骨，也有加害者的照片、日記；不僅有中國人的口述筆記，也有外國人的親歷目擊；不僅中國法庭對戰犯進行了審判，也有國際法庭作出的歷史公論。可以說，南京大屠殺的史實，不容篡改、不容抹殺、不容質疑。
那麼對南京大屠殺還有無繼續研究的必要呢？答案是當然有。歷史走過70年，許多證據已經湮滅，事件的親歷者正在先後作古，我們有責任進一步加強研究，釐清細節，還原歷史，保護一切能夠記錄這一人間災難的證據，以此紀念逝者，警醒未來。中日兩國和兩國人民在這一問題上都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但是，必須明確的是，共同研究必須尊重基本的歷史事實。如果日本要研究的是“南京發生過大屠殺嗎”，“日本侵略過中國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合法的嗎”這類早有歷史公論的事情，那麼中日之間就不存在共同研究的基礎，而只能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對話，這個過程也不叫“研究”，而是“治療”――醫生對失憶症病人的治療。
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不是失憶症的第一次發作。在今年8月美國衆院通過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議案的前後，日本政府也是百般狡辯，說沒有“具體證據”。一些日本政客、學者和媒體還在美國大肆公關，登廣告、花錢遊說，試圖阻止議案的通過。而在拖延多年的二戰勞工賠償、化學武器受害者賠償等問題上，日本社會也同樣表現出失憶症狀。這種失憶症狀，其實就是日本不願在戰爭責任問題上進行真誠反省的體現。
二戰結束六十多年，許多日本人的歷史觀仍是顛倒的，錯位的。在他們眼裏，二戰中的日本不是加害國，而是受害國；他們只知道廣島、長崎，不知道瀋陽、南京；在他們每年雙手合什，爲廣島原子彈遇難者祈禱時，卻睜着眼睛對慰安婦、二戰勞工、化學武器受害者、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說：“假的，假的，都是假的。”據說，日本人之所以如此顛倒黑白，是爲了避免心理自虐，尋求內心平靜。但通過否認歷史，真的能讓日本人心安理得嗎？難道睜着眼說瞎話，就不是在心理自虐嗎？
否認歷史是註定不會得逞的。日本的做法，也正在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公憤。目前，在世界各地，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人爲了歷史的正義，正在拍攝各種記錄南京大屠殺的影片，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正在瞭解70年前那場人類慘劇，同時也在觀察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
那麼，日本該何去何從呢？也許德國前總理勃蘭特·維利說過的一句話可資借鑑：“承認我們的責任，這不僅有助於洗刷我們的良心，而且有助於大家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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