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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北京市瑞風律師所律師李方平，聯合7名律師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名爲《關於刑法及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亟待修改》的公民建議書。
2006年4月21日晚，在廣州打工的許霆，到廣州市商業銀行的某ATM取款機上取款。他的賬面餘額僅有170多元，也只想取款100元。但他發現，取款機吐出1000元，賬面僅扣除1元。許霆利用銀行系統的這個錯誤，分171次取走17.5萬元，並叫來朋友郭安山取款1.8萬元，二人各攜所取款項潛逃。事後，郭安山投案自首，並全額退還所取款項，獲刑1年。許霆逃亡一年後被警方抓獲，日前以盜竊罪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
建議書中指出，判處許霆無期徒刑適用的法律依據量刑幅度太僵硬，出現了刑罰斷檔現象，造成了適用刑罰上的不銜接。同時，目前適用的《刑法》與《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分別發佈於1997年和1998年，以10年前的罪刑標尺來衡量今天的犯罪行爲，實在不符合社會實際。
法律缺陷導致判決結果“合法但不合理”
李方平認爲，本案的關鍵不是定罪問題，而是量刑問題。“盜竊金融機構只有無期徒刑或死刑兩檔刑罰，一條槓槓，上下就是天壤之別。這種嚴格的規則主義，顯然違背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在今天提交的公民建議書中，李方平詳細分析了我國《刑法》第264條存在的立法缺陷。依照該條規定，盜竊金融機構3萬元至10萬元以上的，爲數額特別巨大，ATM機如果被認定爲金融機構，超過10萬元依法就只能判處無期以上徒刑。
但是，十年來，盜竊量刑標準並沒有根據國民經濟、人均收入的提高做相應的調整，以至於判決結果相較十年前顯得越來越重。這種現狀如果繼續維持，是與罪刑相適應原則背道而馳的。
“我們分別調取了1997年和2006年的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標準，分別是6470元和21001元，二者相差3.24倍。如果把近十年來的通貨膨脹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量刑的差距還將進一步拉大。該《解釋》提出各地可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規定的數額幅度決定量刑標準。這說明經濟發展程度決定其社會危害程度，以此推論，在國民經濟、人均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原有盜竊數額的社會危害程度也會相應降低。如果不及時調整量刑標準，對現在和將來因盜竊治罪的公民是非常不公正的。”李方平說。
針對這些法律缺陷問題，北京郵電大學法學院講師許志永指出，如果我們把許霆案件只是當成一個法律技術問題，只是爭論被告人到底構成什麼罪，那麼我們就放過了這個事件背後一個相當普遍的、嚴重的司法現實問題。“當司法實踐中法官遇上覆雜的特殊個案，就會出現依法裁判於法有據、於案卻不公的尷尬”。
填補制度漏洞勝於公民自律
此次事件中，銀行方面一直稱自己是“受害者”。但某網站的調查顯示，93.8%的受調查者認爲，銀行應該爲ATM機出錯承擔法律責任。
“銀行的情況類似於誘導性犯罪，使一個原本沒有犯罪的人臨時產生了想佔便宜的想法和行爲。”北京律協刑事訴訟專業委員會祕書長李肖霖說，如果這個人一輩子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他一輩子都是好公民不會是罪犯，但銀行的錯誤使他成爲罪犯。甚至，銀行整整一天都沒有發現自己的問題，使許霆能夠提款171次，最終構成數額超級巨大的重罪。
“銀行爲什麼要使用刑事手段解決這個問題？”李肖霖說，銀行誘使他人犯罪，並且默認這種犯罪行爲，“銀行是動用緊缺的司法資源，維護自己的強勢地位。”
經濟學者郭玉閃說，銀行和顧客之間應該是平等的民事法律關係。“如果銀行始終用這種強勢的態度對待用戶，我們都有可能成爲下一個許霆”。
據瞭解，同樣的案例在國外一些銀行也曾經發生過。他們的處理方法是首先主動上門找當事人追款，最大限度挽回儲戶的損失，並立即堵塞漏洞，而並不是靠公民的自律行爲來維護金融安全。
“僅靠公民自律，這是個有指望而沒有把握的事情。如果你的制度環境本身漏洞百出，你讓一個人永遠自律，是要求人做聖人，而不是做凡人，但畢竟99%的人都是普通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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