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200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向獲得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徵鎰頒獎。
吳徵鎰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譽所長吳徵鎰獲得萬衆矚目的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他說：現今，世界上已發現的植物有24萬多種，我國高等植物有3萬多種。在這3萬多種中，如果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國民經濟上，那就很了不得了，這當中要做多少工作啊——他爲植物續“家譜”
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到底生長有多少種植物，它們又都怎麼分類？這看起來是個極其浩大的題目。但是，有一個人卻不僅能說出中國國土上有31155種植物，而且能準確說出其中上萬種植物的名稱。隨手拿來一株小草，或是拿來一朵小花、一粒種子，他張口便能說出這些植物是什麼科，什麼屬。這個人便是榮獲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的中科院資深院士、著名植物學家吳徵鎰。在他擔任主編後最終完成的《中國植物誌》被稱爲中國植物的“戶口簿”，而他本人則被世界科學界稱爲中國植物的“活詞典”。
中國植物“活詞典”
吳徵鎰似乎是爲“揭祕”植物而生，在中國植物學家中，他是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吳徵鎰定名和參與定名的植物分類羣就有1766個，涵蓋94科334屬，其中新屬22個。
吳徵鎰出訪國外時，每到一處，都能準確辨認出當地的各種植物。1983年，吳徵鎰來到大英博物館，英國人安排請中國植物學家鑑定清朝時期駐華的英國大使在中國採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鑑定的標本。吳徵鎰認真觀察後，用流利的英語說出了每一種植物的拉丁學名，它們的科、屬、種、地理分佈、曾經記錄過的文獻、資源開發的意義等等，令英國人讚歎不已。在前聯邦德國參加一次國際學術會議，坐在高速行駛的汽車上，吳徵鎰一眼就能辨認出路旁樹底下的植物。當地專家們驚歎道，這種奇蹟般的觀察力，若不是他在植物分類學上的堅實功底，簡直是不可思議。另一次，吳徵鎰在日本廣島、熊本的大大小小的自然保護區參觀考察，同行們驚奇地發現，這位第一次到日本的中國學者，居然能把大部分植物辨認出來。問吳徵鎰原因，他笑着說，95%是因爲看文獻，5%不曾看過文獻的是根據分類學的基礎理論推斷出來的。
吳徵鎰在世界科學界被稱爲中國植物的“活詞典”。這種讚譽來自於吳徵鎰對植物學研究的熱愛和數十年的潛心積累。和吳徵鎰一起工作過的人都說，吳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學問的科學家。他經常告誡年輕人不要總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實實做學問。多年來，吳徵鎰有個習慣，就是他總是隨身攜帶着一個照相機，走到哪裏，拍到哪裏，就算是看上去很尋常的花草樹木，也會仔細地拍攝下來。
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資料室的一角，放置着植物學家們常年積累的中國植物卡片，其中，有3萬多張是吳徵鎰1938年到1948年這十年間製作的。拉丁學名、發表時間、文章名、發現者、標本號和模式標本照片……一張巴掌大的卡片上，吳徵鎰用自成一體的“蠅頭小楷”工整地將各個植物的資料記錄得詳詳細細。
中國首部植被專著《中國植物誌》已成爲舉世聞名的植被專著。工作於1959年啓動，1997年基本完成編寫，2004年全部書稿編輯完成出版，歷時45年。吳徵鎰1959年起就參與組織領導《中國植物誌》的編著，1987年起又擔任了《中國植物誌》的主編。《中國植物誌》共80卷126冊。全套著作共5000萬字，並有5000餘幅圖版，記載了301科、3409屬、31155種植物。可以說，該書爲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葉建立了“戶口本”，基本摸清了中國植物的家底。
“摔”出中國新記錄
與很多科學研究一樣，植物學研究離不開多種環境下的野外考察。世界五大洲，吳徵鎰走過了除非洲以外的四大洲。吳徵鎰花甲之齡時還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80歲高齡時，吳徵鎰還去臺灣考察植物。走遍了全國所有省市，讓他最難忘懷的是西藏之行。
1974年，年事已高的吳徵鎰從“牛棚”解放出來。爲獲得第一手資料，他決定去西藏考察。兩年之中，他兩次進藏，前後行程兩萬多公里。由於高原缺氧的氣候，吳徵鎰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壞，回來後牙齒完全變鬆了。組織安排他和進藏考察的助手武素功一同到青島療養。武素功回憶說：“這哪是療養！吳先生讓我把西藏的一大箱子材料和標本帶去，一到療養院，他沒有會議、沒有行政事務，一天到晚幹得更歡了，連中午也不肯休息！”就這麼“療養”了1個月後，吳徵鎰編寫了《西藏植物名錄》、《西藏地名錄》兩部重要資料。在以後的3年時間裏，他又完成了《西藏植物誌》的主編工作。
西雙版納是雲南植物種類最多的地方，也是吳徵鎰學術考察最頻繁的地方。吳徵鎰在野外考察的時候，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喜歡低着頭觀察植物。每逢雨季，吳徵鎰在紅泥巴路上不知滑了多少跤。因此，大家送了吳徵鎰“摔跤冠軍”的雅號。有一次，吳徵鎰考察雲南文山西疇植物。在密林裏他跌了一跤坐到了地上。同行的同事都爲他捏着一把汗，擔心他跌傷了。吳徵鎰卻不急於起來，左顧右盼，突然看見一株白色寄生植物，立刻拿在手上仔細察看，認出是錫杖蘭。有了“重大發現”，吳徵鎰對大家說：“這裏有個植物，是中國的新記錄。”
創新，是吳徵鎰科學研究的主線。吳徵鎰不僅基本摸清了中國植物的家底，還闡述了中國植物的來龍去脈。他的學術生涯也被認爲是現代植物學在中國本土化和中國植物學走向世界的縮影。
在中國植物學界，吳徵鎰第一次把海陸板塊運動學說和植物進化聯繫起來研究。其後，他又把地理成分和發生成分的研究聯繫起來，對青藏高原地區歷次考察的資料進行分析論證，從植物分類—植物地理—植物資源學的結合點上，創立了一整套新研究體系。這一工作爲國內外植物學界所矚目，對中國植物區系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這也是迄今爲止國內外對東亞植物分佈現象及規律最全面和完整的分析，成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區系特徵評定的重要標準。
1996年，吳徵鎰在國際會議上首次提出東亞植物區作爲一個獨立的植物區，與泛北極植物區和古熱帶並列的觀點，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吳徵鎰在80高齡時還提出了被子植物分類的“八綱系統”，顛覆了傳統的將被子植物分成單子葉植物綱和雙子葉植物綱的劃分。人們折服於這位老人不竭的創新活力，吳徵鎰卻說：“科學重在創新，要開闢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徑。”
植物資源“保護神”
研究植物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和利用植物資源。吳徵鎰是植物的“揭祕者”，也是植物資源的“保護神”、“開發者”。正是在植物分類學的基礎上，吳徵鎰明確回答了中國植物資源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理論問題並用於指導實踐。
1956年，吳徵鎰便前瞻性、戰略性地向國家提出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倡議。1958年，他與壽振黃先生又具體提出在雲南建立24個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和方案，其規劃和方案逐步得到落實，上世紀80年代雲南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南滾河自然保護區建立。截至2006年底，全國共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2395個。
新中國成立初期，橡膠曾是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封鎖禁運的重點物資。從1952年到1954年，吳徵鎰受周恩來總理的重託，曾多次率隊深入雲南南部實地考察，和羅宗洛、李慶逵院士等一起，從植物地理學、植物生理學和土壤學等角度解決中國大面積種植橡膠的技術問題，爲在北迴歸線以北山地開闢橡膠宜林區提供可行性依據。如今海南和西雙版納已經成爲中國的橡膠基地併成爲區域經濟的重要支柱。
1958年首次在景洪勐龍選點，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熱帶森林生物地理羣落定位站，爲人工生態系統的建立和混農林生態系統的應用提供了科學依據。
吳徵鎰還很早涉足中草藥研究領域，並提出中草藥的保護利用。抗戰時期，他和幾個年輕教師一起在昆明郊區的一個土地廟裏自畫自刻自印，歷時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圖譜》。這本書記錄着各種植物的產地、特徵、品性，時有拉丁文穿插其間，對包括雲南白藥金鐵鎖在內的中國傳統中草藥進行了學名的考訂。
“文革”期間，被關在“牛棚”裏的吳徵鎰偶然得到一本“赤腳醫生”使用的中草藥小冊子後，就請朋友們幫他收集這種中草藥的小冊子。他一邊摘抄小冊子上的內容，一邊憑着自己驚人的記憶力，把新中國的中藥、草藥5000多種，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編出了詳細的目錄。重返工作崗位後，1983年至1988年，吳徵鎰組織了3個研究所的力量集體編著出版了《新華本草綱要》(上、中、下冊)，計2278頁，含植物藥(由菌藻至種子植物)約6000種。該專著獲1993年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吳徵鎰說：“科學就是深入到最複雜的事物中去，找出其發生發展規律的一種工作。我是搞植物學研究的，就要以植物爲對象，深入進去，弄清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暫時沒用、而在一定條件下可轉化爲有用的。現今，世界上已發現的植物有24萬多種，我國高等植物有3萬多種。在這3萬多種中，如果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國民經濟上，那就很了不得了，這當中要做多少工作啊！”
在吳徵鎰的倡議下，“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於2007年竣工投入使用。該庫的建立，使中國生物研究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爲中國的生物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並對國民經濟建設起到重大的推動作用。
後半生落戶“植物王國”
雲南素來享有“植物王國”的美譽。吳徵鎰曾表示，他雖然出生、生長在揚州，但科研成果絕大部分是在雲南完成的。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後，吳徵鎰受到雲南省從上到下高度讚譽。對此，吳徵鎰說出肺腑之言，“我得到了這樣高的榮譽，在我有生之年，將盡我的所能再作出一些貢獻，以報答雲南人民對我的關心和愛護”。
1938年，吳徵鎰在清華大學生物系畢業後，跟隨西南聯合大學考察團開始了“烽火中的科考”，徒步從長沙走到昆明，歷時68天，行程3000餘里。如今，吳徵鎰是步行團11名教師中惟一健在的。現在吳徵鎰能清楚記起只有在湘西桃源洞採到的一種大花、單葉的十字花科植物，是他到昆明後查出、最早由法國神父在貴州發現的“堇葉芥”，是中國特有植物。
多次實地考察，吳徵鎰被紅土高原的山山水水、豐富的植物種類和複雜多樣的植被景觀所吸引，並堅定了立足雲南、放眼中國甚至世界植物的宏圖大願。
吳徵鎰青年時代，正處於動盪年代，一直無暇考慮個人問題，直到解放後才成家立業，夫人段金玉小他10歲。1958年，42歲的吳徵鎰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吃驚的決定：舉家遷往“植物王國”雲南。當時，許多人不理解吳徵鎰，認爲雲南是邊疆，條件自然比不上首都北京。而且，具有老革命資歷的吳徵鎰完全可以走一條仕進之途，擔任更重要的管理職務。
投身科學事業，加入中國共產黨，選擇舉家遷往雲南潛心學術……國家利益從來都是吳徵鎰的第一選擇。吳徵鎰回憶說：“我是看到中科院大局已定，我覺得可以到雲南安心做點學問。”
吳徵鎰到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一班人，開展植物分類、植物地理、植物化學、植物生理、植物引種馴化和植物形態解剖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工作。吳徵鎰作爲植物所所長，在自己進行科研的同時，爲昆明植物所建所、建室做了大量工作。
年過九旬再上征途
2008年1月8日10時，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200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當胡錦濤總書記親手將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獎證書頒給年逾九旬、成就卓然的吳徵鎰時，全場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榮譽不僅屬於我們，更是屬於全體科技工作者！”對於年逾九旬的吳徵鎰來說，這是一個激動的時刻，更是一個幸福的時刻。
從20世紀50年代起，吳徵鎰培養了大批植物工作者，爲中國科學“出成果，出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從1986年開始至今，吳徵鎰帶了20多個博士生。現在，他的這些得意弟子大多成了博士生導師。
獲得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500萬元科學大獎，他也要拿出一部分給他所在的昆明植物研究所做植物學的相關研究。
2006年，90歲高齡的吳徵鎰率領弟子着手整理研究我國清代著名的植物學專著《植物名實圖考》及其《長編》，開啓了中國植物考據學研究的新篇。2007年1月，91歲高齡的吳徵鎰擔任國家編纂的《中華大典·生物學典》主編，並且兼任《植物學分典》主編。吳徵鎰說，只要有生之年，他都要工作下去，他最後一項工作就是希望這幾部著作能夠編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