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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魯周公世家》中有這樣一句話：“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這句話的本意是說，政令不簡約易行，百姓就不會親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歸從。進一步說，這句話實際上揭示了這樣一條治國爲政的道理：制定的政策貼近老百姓，維護他們的利益，就能得到他們的擁護。這個道理反映在執政者的風格上，就是“平易近民”四個字。作爲新中國的第一任政府總理，周恩來是“平易近民”的典範。
“平易近民”，必然與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周恩來雖身居高位，但從來都把自己視爲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1958年夏，黃河中下游出現嚴重洪災。7月18日上午，正在上海考察的周恩來接到報告，立即趕往受災最嚴重的鄭州視察災情。當晚，他來到邙山腳下的黃河岸邊，查看水勢和救災的情況，並冒雨鼓勵大家與洪災作鬥爭。祕書見周恩來衣服都淋溼了，忙撐起雨傘。周恩來立即阻止，說：“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樣在雨裏淋着嗎？”對一位政府總理來說，面對雨中災民，雖然打傘與否只是一件小事，可二者體現出來的爲政風格則是迥異的。
“平易近民”，必然平等待人，不擺官架子。周恩來一有空就深入羣衆中間，親切地詢問百姓冷暖，傾聽羣衆心聲。1956年5月6日，周恩來到太原鋼鐵廠視察。當他來到高爐現場時，值班工人史悠國正在忙碌。周恩來熱情地向他伸出了手。史悠國看着自己滿是油污的手，有些不好意思，正在進退爲難之時，周恩來和藹可親地笑着說：“小夥子，沒關係，來！”說着便緊緊握住史悠國的手，並親切詢問有關情況。正是這樣的握手，把周恩來以至黨和國家與老百姓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平易近民”，必然勤懇爲民，不當官老爺。周恩來時刻牢記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以春蠶吐絲的精神兢兢業業，忘我工作。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的：“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1966年3月8日凌晨5時29分，河北邢臺發生強烈地震。得知地震的消息後，周恩來乘直升機迅速趕往震區，冒着餘震的危險，檢查災情，看望受災羣衆，指導救災工作。一直忙碌到夜裏，他纔在駐邢臺部隊的營房裏，與戰士們一起吃了一點烙餅和煮白菜。周恩來始終把自己視爲“人民的勤務員”，勤勤懇懇、夜以繼日地工作，甚至在他晚年重病纏身之後也依然如此。1975年3月，周恩來在醫院準備接受手術治療的20天時間內，曾先後會見了贊比亞、圭亞那、新加坡、摩洛哥、斯里蘭卡的政要或政府代表團，同時還在3月15日主持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此外還處理了許多日常政務。周恩來以重病之軀在手術前保證了政府工作的正常運轉。
以上只是撿拾了幾個例子。實際上，“平易近民”的爲政風格早已融化到周恩來一生所做的許許多多瑣細事情中，是他愛民之情的自然流露，成爲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老百姓纔會親切地稱他爲“人民的好總理”。也正因如此，凡接觸過周恩來的人，包括不少外國人士，無不爲他的精神所感染。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周恩來邀請日本著名乒乓球運動員鬆崎君代到中南海住所作客。就餐時，周恩來請鬆崎坐在緊靠自己的右側，並用他那不太方便的右手，不斷往鬆崎菜碟裏夾菜，勸她多吃點。在得知鬆崎的父親曾在制酒行業工作後，周恩來取出自己珍藏的兩瓶茅臺酒，讓鬆崎帶回去，請她父親嚐嚐。周恩來平易近人的舉動使鬆崎十分感動。1978年再訪中國時，鬆崎曾用日文寫下“周恩來總理，您活在我心中”這十一個字，來表達她對周恩來的景仰和懷念。
在爲政風格上，與“平易近民”截然相反的是官僚主義。而對於官僚主義，周恩來則是堅決反對的。1956年5月17日，他在關於崑曲《十五貫》的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對新中國成立後一些領導幹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進行了嚴肅批評：“現在有個風氣，對領導不稱首長就會有人怪”，“老百姓想見做‘官’的是多難啊！”我們做“官”的人，應該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正在爲人民服務”。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列舉了官僚主義的12種表現，並細數了其種種危害，認爲“官僚主義的態度和作風已經給我們的工作造成許多損失，如果聽其發展，不堅決加以克服，必將造成更大的危害”。同時，他告誡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絕不能容許官僚主義再繼續發展下去”。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他更是嚴格要求，無論誰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他都要對其進行嚴厲的批評，並責令改正。
古人云：“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因爲有了像周恩來這樣一批又一批“平易近民”的共產黨人的嚴格自律和不懈努力，新中國才能夠迅速發展起來，並保持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穩定。
〔作者高長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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