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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隨着閱讀條件的好轉，毛澤東讀書的範圍更加廣泛，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時常涉獵。據他的祕書林克回憶，他很欣賞慧能，經常把《六祖壇經》帶在身邊。逄先知在《博覽羣書的革命家：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一文中也說過，中國佛教的幾個經典如《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毛澤東都曾經讀過。“對於禪宗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毛澤東更注意一些。”
慧能(638—713)，禪宗六祖。《六祖壇經》記載了他一生得法傳寶的事蹟和他啓示門徒的言教。毛澤東爲什麼對慧能的思想比較關注呢？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上講話時對與會者介紹說：唐朝佛教《六祖壇經》記載，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識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
慧能著名的四句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典型地體現了其唯心觀點。慧能認爲，“佛性”是人心本有的，人們在選擇“成佛”道路時，要有堅定的主觀信仰，相信自己的內心，這樣就可以解脫苦難。林克回憶：毛澤東說，慧能的四句偈語指出，世間本無任何事物，故無塵埃可沾；佛性本來是清淨的，怎麼會染上塵埃？這與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萬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勝神秀一籌。神秀是禪宗五祖弘忍的大弟子。慧能的這四句偈語就是針對神秀的偈語“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而請人代書的。他們兩人的偈語都是因弘忍選擇接班人而作。比較起來，弘忍更讚賞慧能的體悟，於是選擇他繼承自己的衣鉢。
站在哲學史的高度對佛教歷史典籍進行評價，是毛澤東讀這類宗教著述的特點。1963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對中共中央1963年12月30日轉發中央外事小組、中央宣傳部關於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的指示稿的批語中寫道：“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現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正是基於此，毛澤東對任繼愈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給予肯定，認爲他的佛學文章“已如鳳毛麟角”，因爲作者注意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學史上來研究。再如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又說，研究哲學不出入佛道，不對。有佛道，不管它怎麼行？他還認爲“柳子厚(即柳宗元——引者注)出入佛老，唯物主義”。
除了從哲學史的高度談論慧能的佛學思想外，毛澤東還注意到慧能思想的大衆化特點，進而對佛經進行了不同類別的劃分，認爲慧能的《六祖壇經》“是老百姓的”。這種看法確實令人耳目一新。1959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同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談話時說：從前釋迦牟尼是個王子，他王子不做，卻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塊，做了羣衆領袖。我不大懂佛經，但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如唐朝時六祖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老百姓的。
據《六祖壇經》載：“惠(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慧能原本是一個家境貧苦、出身寒微的老百姓。毛澤東說他的佛經是爲老百姓的，可見與他的家庭出身也是有關係的。1955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達賴喇嘛談話時還說：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渡衆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壓迫的人講話，爲了免除衆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了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爲衆生即人民羣衆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是共同的。
另外，據林克回憶，毛澤東還談到過慧能的思想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說，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之學，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也使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爲禪宗的真正創始人。
1975年6月，毛澤東在會見一位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時強調說：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照抄中國。接着，他以佛教爲例，援引鳩摩羅什的話說：“學我者病。”鳩摩羅什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條。
毛澤東對佛教和六祖慧能的評論給我們的啓示是：對任何思想和思潮，都要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對其進行科學的分析；一切外國的東西傳到中國後，都應當經過一個“中國化”的過程。
〔作者張鐵軍，蘭州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甘肅蘭州7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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