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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客仔之死：『禁令』下的掙紮
記者 盧漢欣 攝 南都周刊記者 葉偉民 廣東東莞報道 39歲的東莞摩的司機鄧煥倫留給這個世界最後一幅畫面就是像大鳥般飛出10米高的高架橋，墜落觸地，一聲悶響。 身後兩個騎車的年輕人以一個急剎停了下來。就在此前的數分鍾時間裡，為了截停這輛瘋狂逃逸的非法營運摩的，兩名禁摩人員以極速上演了這場『貓抓老鼠』的游戲。雙方狂奔近4公裡後，一個拐彎擾亂了被追趕者的行車軌跡，他毫無緩衝地撞到了堅硬的水泥護欄上。 10米高的橋下，墜落者留下了3攤血、一個頭盔和一只皮鞋，手裡還死死拽著從車身扯下的把手。2個小時後，鄧煥倫在醫院停止了呼吸。 時間是2008年1月10日上午9時多，廣東虎門，一個因160多年前林則徐銷煙而聞名於世的南方小鎮。如今，它和它所屬的地級市東莞正下盡決心，將69萬輛代表著貧窮和危險的摩托車，從富麗堂皇的中心城區中驅逐出去。 而搭客仔鄧煥倫，則成了這個城市禁摩運動的第一個犧牲者，雖然事後當地政府認定他是死於『一場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外界關於禁摩合法性的爭論因此又沈渣泛起，事件更引發當地100多名本地摩的司機自發聚集在政府門前，進行靜默式的抗議。 以1985年北京全面禁止摩托車上牌為標志，禁摩風暴在此後20多年間迅速席卷大半個中國。作為中國中等城市的典型代表，東莞這個位於珠三角腹心地著名的制造業中心，在深陷『禁豬』、『禁電』風波的同時，又開始著手打破長期以來GDP屢創新高卻被治安惡名纏身的尷尬局面，與國內其他140多個加入禁摩陣營的城市一樣，管理者們將憤怒簡單歸結到這些方便快捷的二輪交通工具身上，並以不同的方式將它們掃地出門。 但是，市場的需求和謀生的困難，並沒有讓那些摩的司機們甘願接受被安排的命運。45歲的劉義德和31歲的趙林，在鄧煥倫去世之後，依舊開著摩托，出動。 鄧煥倫之死 關於鄧煥倫出事前的活動情況，家人唯一能提供的就是那天他不到8點就推車出了門。他已經失業了3個多月。自去年9月1日東莞正式禁摩後，他與這個城市5萬多名搭客仔一起，成了被強制消失的一群。 但那天他必須冒險出去搭客，因為急需錢來維持一家四口的生計和修補漏水的屋頂。他居住的新灣，是虎門收入最低的社區之一，這裡居民大多是缺乏一技之長的轉業漁民，搭客成了最常見的職業。 而在幾乎差不多的時間裡，鄧煥倫20歲的侄子鄧錦堂也出了門，在行經虎門廣場時，很遠就望見在路邊等客的叔叔，想著經常能見面，就沒有上前打招呼。 這竟成了永訣。 僅僅相隔不到3個小時，鄧錦堂卻在虎門太平人民醫院看到叔叔的另一幅景象——鄧煥倫雙眼緊閉躺在急救室裡，手腳蒼白如紙，導血管插滿了他的身體。一個名叫阿文的搭客仔告訴他，他的叔叔遭禁摩人員追趕，結果逃走時失控撞車，從10米高的橋上掉下來。 其他親屬紛紛趕到，擠滿了急救室的大門，醫生對他們說，傷者身上多處骨折，體內也大面積出血，要有心理准備。 不斷有醫生推門而入，十多分鍾後，急救室裡一陣短暫的騷動讓緊張的氣氛陡增。鄧煥倫頭擺了一下，醒了過來，兩個哥哥馬上進去看他，鄧雙眼迷離，嘴巴一張一合，好像用盡所有力氣蹦出一句——『我好痛啊！』這成了鄧煥倫最後的遺言。 大約中午12時15分，一份死亡通知書被送到了鄧家人面前。這個兩個孩子的父親，離世時僅留下3000元的存款和一輛撞得面目全非的摩托。 流言紛飛的小鎮 從廣東省省會廣州沿珠江往南，一段喇叭形河口灣貫穿大半個珠江三角洲，星羅棋布的南海、順德、中山諸市，是南中國最富庶的地區。河灣盡處的伶仃洋，因南宋名臣文天祥的一首七律《過伶仃洋》而聞名天下。 而同樣名聲顯赫的虎門，就坐落在這片海域的北岸，發達的服裝制造業讓這個小鎮繁華如一座中等城市，但這樣的富庶還不能惠及所有人，比如正在悲痛籠罩下的鄧煥倫一家。 鄧煥倫1968年出生在東莞東江一條破舊的舢板上，6年後隨家人搬到現在居住的新灣。鄧10歲纔讀書，還是孩子的時候，懂事的他就終日幫父母到山裡打柴。 小學畢業後，他就輟學跟著3個哥哥當了漁民。『是一個拉網的好手。』他的大哥鄧志成說。外表文靜但力氣驚人的鄧煥倫在海上漂了22年後，於2004年上岸轉業，住進了一座殘舊的瓦房，因經常失業，偶爾還得靠哥哥們的接濟過活。 直至2005年，鄧煥倫成了職業搭客仔，但好景不長，禁摩又把這個脆弱的家庭趕到了貧困的邊緣。 而現在，這個默默無聞的老實男人，以他的非正常死亡轟動了整個虎門。 鄧煥倫停止呼吸2個小時後，『搭客仔被追死』的消息迅速在同行間口口相傳。一些認識鄧的摩的司機開始向虎門鎮政府對面的虎門廣場靠攏聚集，通過電話，他們又叫來了更多的本地搭客仔，一些膽子大的還直接把車開到人群裡，把油門擰得『呼呼』作響。 當晚，虎門鎮政府向媒體通報了事件過程，稱1月10日虎門鎮綜合執法分隊組織公安民警和治摩辦工作人員在太沙路金洲路口設卡查車，鄧煥倫騎摩托車在設卡點前約30米遠處突然調轉車頭逃竄，兩名執法人員懷疑該車為非法車輛，隨即騎車追趕，一路上還喊話要求他停車接受檢查，急於逃竄的鄧一頭撞上高架橋護欄，摔下天橋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最後，官方認定鄧煥倫是『死於一起普通交通事故』。 官方的澄清無助於減弱事件的傳播效應，鄧煥倫之死成了近段時間虎門市民最熱門的飯後談資。於是，版本各異的事件過程在衍生流傳，有說鄧是被擠下去的，也有說鄧是被踢下去的，更有說這樣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發生。人們煞有介事地描述著死者當時的慘況，以及以訛傳訛的賠償數目、越發黯淡的摩托車前景…… 同時，網上的評論也在熱議，有罵禁摩的、罵交警的、也有罵政府的，鄧煥倫事件就像一根導火索，讓蘊藏已久的反禁摩情緒找到了宣泄口。此時的虎門，已變成一個流言紛飛的小鎮。 還有他們 這一個星期來，45歲的搭客仔劉義德時常懷念鄧煥倫這個同行兄弟，他甚至為記錯時間而缺席對方的追悼會而甚感愧疚。 劉義德的家也在虎門新灣，和鄧煥倫家僅隔了兩條小巷，同樣是紅磚作牆，瓦片作頂，偶爾還會漏風漏水。他們所在的新灣區像一塊傷疤貼在虎門的南邊，1990年代後期，由於海水污染的影響，居住在這裡的漁民紛紛失業，同時，缺乏土地和謀生技能，使逐漸淪為窮人的新灣居民大多走上了搭客之路，他們也成了虎門乃至東莞最大的摩的司機群體之一。 鄧煥倫出事後的第二天，劉義德曾想過到他家去看看，但走到半途就放棄了，他想著鄧也未必向家人提起過自己。在劉義德看來，鄧這個男人很沈默，仿佛天生缺乏幽默感和傾訴欲，他做得最多的就是別人聊天的時候站在一旁附和地笑。 1月16日，鄧煥倫事件後的第6天，在家蟄伏了一個星期的劉義德決定出去碰碰運氣。他騎摩托車來到最繁華的步行街，在一家肯德基門前，劉與其他8個搭客仔單腳支地，一起向洶湧的人流招手攬客，活像一排生硬的水草。 或者是鄧煥倫事件的影響，數天不見的搭客仔們用點頭致意取代了往日大呼大叫的粗魯打招呼方式，連口若懸河的劉義德此時也沒有說話的衝動。他只想趁著這片刻的安寧，多搭幾個客。 劉義德在這一帶頗有點名氣，20年前，他是個風光的走私仔，用漁船從香港拉來整箱整箱的錄像機，然後以數倍的價錢賣到前蘇聯，運氣好的話一天就能入賬一萬元。但他好賭，好顯擺，加上後來頂風作案，被水警捉了好幾次。1997年，家財散盡的劉義德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搭客，以表他浪子回頭的決心。 2年前一次偶然的問路，劉義德認識了在附近搭客的鄧煥倫，那時候東莞對摩托營運實行統一管理，鄧煥倫和劉義德等『正規軍』都身穿印有『義務治安員』黃馬甲奔走於大街小巷，日子過得很安穩。 2007年9月，禁摩突如天降，一夜間鄧和劉搖身變成了『過街老鼠』。在浩大的禁摩風暴中，循規蹈矩的鄧煥倫成了吃虧大戶，靦腆的他成為交警經常光顧的對象，一個星期的收入還不夠交一次罰款。 有一次，鄧煥倫當著劉義德的面將一張剛領的罰單揉成紙團，用力扔在地上，然後大吼一句：『還讓不讓人活了！』劉義德第一次見他發這麼大的火，一時語塞，然後呆呆地望著這個溫順男人在一陣長吁短嘆後，又把罰單撿起抹平，塞進裡袋。 『他肯定是被逼急了，不然不會跑。』劉義德用屈起的關節咚咚地敲著油箱，以表無奈和憤怒，『兔子急了還會咬人。』 但這種憤怒注定只是暫時的。在等客的大部分時間裡，劉義德緊張地掃視著周圍的人群，努力判斷著哪個像便衣，哪個會突然上前拔掉他的車鑰匙。就在兩個星期前，劉義德感受到了這個城市對他強烈的厭惡——兩個合圍他的交警把他追了近半個城，在一個斜坡型的小巷盡頭，交警把已寫好的罰單扔到已成瓮中之鱉的劉義德跟前。這個1米83的大漢，情急之下突然凌空提起車頭，硬生生地攀上一個6級高的樓梯，驚險脫身。 搭客仔們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話最終還是回到了鄧煥倫的事情上，大家感嘆著這個倒霉的家庭，數落著那些讓他們惶惶不可終日的禁摩人員。說得興起之時，一輛閃著頂燈的警車從遠及近，劉義德警惕地開動了引擎。 正當劉義德在市區如臨大敵時，31歲的河南搭客仔趙林卻選擇和另外3個老鄉在城郊的牌桌上消磨大好的時光。 但他們絕非懶惰。與劉義德他們不同，這些外地來虎門的搭客仔，由於無法給正在開的本地牌照摩托車辦過戶，隨便一個交警或便衣就能將他的坐騎以『人車不符』的名義永遠沒收。趙林和10多個河南老鄉只好白天躲在城郊，入夜纔到市區搭客。他們就像一群晝伏夜出的禿鷹，啄食著本地搭客仔遺留的剩肉。 1月16日，虎門新灣舊漁村，4個無所事事的河南人圍著一張油光發亮的飯桌，打著一副同樣油光發亮的紙牌。10張1元的紙幣在四個桌角零星地流動，而入賬5元的趙林顯然是當天最大的贏家，因此他要請其他老鄉吃那些1元一大袋的散裝葵瓜子。 陽光照進這群河南人的角落，但他們更渴望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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