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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汪洋在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提出，廣東要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一定要克服狹隘視野，樹立世界眼光，只有樹立世界眼光，甘當學生、當好學生，才能變成“先生”。 有鑑於此，在冰雪消融、春回大地之際，本報正式啓動了以“解放思想，走向世界，尋找差距，科學發展”爲主題的大型跨國、跨地區採訪。由一批精兵強將組成特別報道組，分赴新加坡、韓國和我國香港等中國當年要超越的亞洲四小龍，以及越南、印度、俄羅斯等國家進行實地深入探訪，希望能爲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提供最鮮活的素材和經驗。 本報報道組聚焦的對象分爲兩種類型：一是已經完成產業升級換代並且基本解決了諸多社會問題的四小龍，二是正在進行這個過程的發展中國家。無論哪一種類型，相信對廣東甚至全國的發展都有莫大的借鑑意義。 新加坡篇(上) 當工資低廉的競爭者進場時，我們的重點就是要引進高附加值的投資。 轉型之路並不平坦。而新加坡轉型路上最大的一個成功經驗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 文／圖本報特派記者邱敏、王希怡 “我們一直在檢討自己，新加坡是一個小國，我們只能不斷求新求變，一面搞一面學。”這句充滿了危機感的話是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俊祥面對本報記者的開場白。從新加坡標誌性建築萊佛士廣場28樓的會議室望出去，新加坡CBD建築直插雲霄。新加坡，這個面積704平方公里相當於廣州中心城區，人口450萬相當於廣州一半的彈丸之地，雲集着約7000家跨國公司和10萬個中小型企業。在這些企業中，有超過4000家在新加坡建立了企業總部。這是一連串顯赫的名字：葛蘭素史克、埃克森美孚化工、日立、摩托羅拉、通用電子、惠普……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被稱爲新加坡經濟的建築師，從1960年成立至今的48年裏，新加坡實現了十年一次的產業升級：從最初的蚊香、假髮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到製藥、造船、化工等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到目前的晶圓、水務等知識密集型產業；從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到製造業、服務業並舉，成爲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商務中心，新加坡創造着奇蹟。 今天，在珠三角面臨着第一輪產業轉移的關鍵時期，本報記者前往新加坡採訪各界人士，考察新加坡的曾經走過及正在前進的道路。 1985年的重大決策 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工業而言，新加坡仍然還只是跨國公司總部經濟鏈條中的生產加工基地，產品在海外設計，只是借用新加坡工廠的生產線來生產。當時的新加坡有點類似目前的珠三角，製造業成爲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部門，而製造業的繁榮幾乎完全依靠出口導向型的增長。 “在鄧小平宣佈中國的經濟改革方針後的那幾年，新加坡爭取外資的行動變得壓力大增——有哪個跨國公司抗抵得了提供產品或服務給中國這個亞洲甚至可能是全球最大市場的誘惑。”這是新加坡經發局對上世紀80年代初的回憶。在這樣的情況下，產業轉移成爲自然並且現實的選擇。新加坡的思路很明確：“當工資低廉的競爭者進場時，我們的重點就是要引進高附加值的投資”。新加坡展開了政府所稱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運動，朝着研發、工程設計以及電腦軟件服務等一系列的知識密集型產業邁進。 “1985年，那是新加坡經濟發展歷程中最大的一個關口。”陳俊祥告訴記者，“當時，政府採取了一項高薪政策，也就是給工人加薪水，希望通過這個推動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政策加速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脫離，同時吸引高技術含量的產業。”但是工資的膨脹適逢世界經濟滑坡，於是新加坡出現了第一次經濟衰退。“我們意識到應該先把技術提上去，再來增加工資”。 面對這個局面，新加坡在引入彈性工資體系，恢復競爭力的同時，作出一個重大的決策：將新加坡作爲一個全面的商業中心推向國際市場，新加坡經發局開始積極地吸引金融、教育、生活、醫藥、IT和軟件等領域的國際性服務公司。 與香港完全轉移製造業不同。爲避免出現產業空洞化，新加坡走了一條繼續重視製造業發展的道路，使製造業的產值比重維持在25%的水平。但要加快製造業的行業重組，將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轉移到成本較低的亞洲鄰國，而新加坡則集中發展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 成功轉型總部經濟三大經驗 全球化網絡中準確的定位 轉型之路並不平坦。而新加坡轉型路上最大的一個成功經驗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 在經發局流傳着一個故事：新加坡頭號“推銷員”，經發局駐美國首席代表曾振木與通用汽車會談時，通用汽車很希望在比較大的亞洲市場生產汽車與零件，像是中國、印度與印尼。在談到新加坡時，通用汽車的主管問他，如果要支持他們在亞洲的生產投資，新加坡可以扮演什麼角色？曾振木當時回答，新加坡可以擔任通用汽車的管理中心，成爲跨國公司分區管理中的一個總部。通用汽車接納了他的建議。 成功引進通用汽車的背後就是新加坡把自身的發展同亞洲發展密切地關聯，以世界的眼光來謀篇佈局，從而在聯結東西方的世界產業體系中準確定位。陳俊祥告訴記者：“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就好比是一個網，而新加坡這個樞紐可以成爲東南亞經濟的中心，隨着中國經濟和印度經濟的起飛，有機會延伸爲世界與這兩個巨大經濟體的橋樑。” 經濟發展局制定的策略是，一開始鼓勵跨國公司在新加坡從事生產以外的工作，推廣製造方面的服務如採購與測試，接着再吸引獨立的服務項目，如物流管理等。1986年，新加坡趁勢推出了總部計劃。截至2006年，重量級企業總部已增至415家，到2010年，經發局的目標是吸引500個重量級企業在新加坡建立企業總部。 前瞻世界新興產業 新加坡的經驗之二就是不斷瞄準世界新興產業，通過引入新興產業和本地培育，使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 在新加坡，李顯龍除了當總理之外，還有一個重要職位——新加坡研究、創新及創業理事會主席。“要將新加坡轉變爲知識密集型經濟的國家，我們必須增強實力，加強現有技術能力，並積極探尋有前途的新領域。”李顯龍的這句話可以成爲新加坡能夠每十年實現成功產業升級的一個註解。 對每個有前途的新興產業，新加坡政府總是不遺餘力。目前，他們的最新目標是清潔能源，爲此，新加坡政府拿出了3.5億新元(2.28億美元)的資金，要將新加坡發展成清潔能源樞紐。陳俊祥告訴我們：“清潔能源公司可以在這裏孕育、發展和創造解決方案——不僅爲新加坡，還要出口到全世界。” 謝漢良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他目前的身份是清華同方新加坡公司的負責人。清華同方是中國第一家在新加坡設立研發中心的高科技企業。除了傳統的數字城市項目，同方在新加坡的項目都是新加坡政府鼓勵的清潔能源產業。其中一個是大型臭氧發生器，這個污水處理設備是用來在水池中殺病毒的。謝漢良樂觀地告訴記者：“產品研發成功後預計將有3億美元的國際市場。”而研發過程中，新加坡政府爲他們提供了13%的設備和50%的人員工資支出，除了安排新加坡7個水廠中的1個供他們試點測試外，甚至還幫助他們尋找客戶。但謝漢良更看中的是，“新加坡的國際化使一些國際認證機構在此設立辦事處，我們可以直接通過這裏的辦事處在30天到60天的時間內就取得國際認證。但國內的公司向類似認證機構申請的時候，機構一看是中國公司就讓先等上3年。” 謝漢良說：“新加坡將是同方走向國際的平臺，我們將在這裏實現人才、產品和資本的國際化。2007年同方新加坡公司的營業額是1000萬新元，今年估計將翻3~4倍。” 精英政府的人才戰略 “新加坡什麼資源都沒有，除了人。”在新加坡，這句話在政商兩界都能不斷地聽到。人才戰略被視爲新加坡成功的核心。 “很多人都說，新加坡是高薪養廉，其實不然，新加坡政府實行官員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來養廉的，而是爲了吸引人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合作項目協調人楊沐博士告訴記者，“高薪制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真正開始實行的。在這以前，新加坡政府就解決了廉政問題。” 據瞭解，新加坡推行精英政治。新加坡政府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擔任高級領導人，包括醫生、律師、會計、大學教授、企業家、銀行家等有能力、並且誠實和品德優秀的傑出人物。如果發現合適的人選，政府會勸他們棄職從政。這意味着他們可能放棄200萬、300萬，甚至500萬新元的年薪。 而在產業體系上，爲了滿足高科技產業所需的特定勞動力，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與日本、德國以及法國政府共同建立了技術機構，使培訓過的新加坡人能夠勝任電子以及工程領域的專門工作。 記者手記 學習新加坡的 危機感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一年有1000個考察團在新加坡學習。從裕廊工業園到城市規劃建設，從政府執行力到廉政反貪，幾乎無所不及。當前，最熱門的一項學習成果就是ERP系統，也就是電子收費系統，國內一些大城市紛紛提出的徵收城市擁堵費的思路就是由此而來。新加坡的電子收費系統非常嚴密，在中心城區的各個出入口設了專門的電子收費，在繁忙時間進入城市中心就自動加收3.5新元。 除了這些具體的東西，記者覺得目前廣東、上海等中國發達地區最需要向新加坡學習的是危機感。新加坡人總是把“新加坡是一個小國”，“我們必須不斷努力”掛在嘴上，從政府到商界，再到普通民衆，危機感似乎籠罩在每一個新加坡人的頭上。新加坡的危機感似乎是與生俱來的，資源缺乏的新加坡連水都是從馬來西亞進口的。 正是這種危機感，讓新加坡一窮二白起家，從最初創業的進口替代企業，到果斷抓住全球產業轉移的第一次浪潮，發展出口導向的企業。正是這種危機感，讓新加坡的精英們不斷跟着世界經濟發展潮流把新加坡介紹給一個個國際經濟的巨人。正是這種危機感，讓新加坡在面對新的競爭者，逐漸失去原有優勢的同時，不斷轉變打造新的競爭優勢。 (責任編輯：鄭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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