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錢》劇照(右一爲周恩來)
周恩來在課堂上(前排左一)
周恩來與國文教師張皋如及作文獲獎同學
今年是周恩來總理誕辰110週年,在這一個世紀的歷程中,周恩來在中國乃至在世界的政治舞臺上都扮演了重要且無人可替代的角色,而在中國的話劇舞臺也上演了精彩紛呈的連臺好戲,周公恩來與“南開新劇”在中國話劇開幕演出中的出色表現,更是在中國話劇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自1907年春柳社和春陽社的演出活動算起,至今,中國話劇已經走過了百年。在中國話劇百年史冊中,“周恩來”與“天津”、“南開學校”、“南開新劇”這幾個息息相關的名詞一起,連綴而成流光溢彩的華麗篇章。
1914年,身爲南開學校二年級學生的周恩來,“曾爲《校風》總經理,演說會副會長,國文學會幹事,江浙同學會會長,新劇團佈景部長,暑假樂羣會總幹事及班中各項幹事。凡此均足證其學識毅力之勝於人也。君於新劇,尤其特長。犧牲色相,粉墨登場,傾倒全座,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觀南開新劇者,無不耳君之名,而其於新劇團編作佈景,無極贊助之功。”注①
周恩來,開始參加演劇活動,因爲當時男校裏沒有女生,於是相貌俊秀的他毅然承擔扮演女性角色,先後在《恩怨緣》《一元錢》《華娥傳》《仇大娘》《千金全德》等劇中扮演女性人物,無論扮主角或扮配角,他都演得十分投入。其中,他在《一元錢》中扮演的女主角孫慧娟最受人稱讚,其婀娜動人的別樣風采從珍存下來的劇照即可見一斑。
《一元錢》的成功演出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南開新劇,當時的北京文化界還邀請《一元錢》劇組到北京演出,並轟動一時。周恩來在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還曾與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共同回憶了自己青年時期的演出經歷。他說:“三十年前,南開校慶,我們排演了話劇《一元錢》,北京文藝界曾邀我們來京演出。”說到這裏,梅蘭芳說:“我想起來了,你在《一元錢》裏扮演女子,演過之後,好像我們還開了座談會。”周恩來聽後笑着說:“對,雖然那是青年時代的事,但我們可以說是同行。”
男扮女裝的舞臺演出,也成爲周恩來一生當中格外珍貴的回憶。有一次,當週恩來和張伯苓在重慶南開中學一起觀看新劇時,周恩來突然說:“我對校長有個意見。”張伯苓不免一怔,周恩來接着十分風趣地說:“當年您不應該讓我演女角兒。”惹得師生二人相視而笑。周恩來後來的祕書紀東也曾在他的《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祕書回憶錄》中提到,當他問起周總理學生時期男扮女裝登臺表演的時候,總理髮出了“文革”期間難得一聞的爽朗笑聲。
除去登臺扮演角色,周恩來還於1914年11月新劇團成立大會上,當選佈景部副部長。此後,由他負責的舞臺設計,花樣翻新,精工製作,不斷爲新劇演出增光添彩。
如《一元錢》中,全劇上場人物多達二十六人,服裝、道具各不相同,從第一幕“周急”到第七幕“好合”,每一幕均爲新穎佈景,從雕樑畫棟的客廳到鮮花滿地的花園、亭池、假山、刻有“延芳”的月亮門,到孤立曠野的破廟,以至孫宅大門框上吊死的僕人,大多爲立體佈景,僅“周急”一幕,展示富紳趙凱客廳陳設及張燈結綵喜迎新年之佈景道具即達二三十件,遠近景物,渾然一體,精巧逼真,使觀衆如身臨其境,受到感染。而這一切,與身爲佈景部副部長的周恩來自有關係。
更爲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不僅是新劇表演的積極實踐者,還是中國話劇理論建設的先行者。在南開期間,周恩來曾先後發表了多篇論述新劇的理論文章,既有自己參加新劇表演的切身體會,更有高屋建瓴式具有概括性、引導性的理論成果。
1915年,周恩來在《本校十一週年紀念新劇〈一元錢〉記》中,除去以“錯綜參伍”的筆法記敘了該劇的內容和演出情況外,還“按時系言”、“激昂忼慨”地發表了自己對於新劇的初步認識:
“神州暗暗,天地爲愁,國體呼聲,彌滿禹域,有志者於斯大難,正奔走呼號,冀醒帝夢之不暇。而我校獨別開生面,於奄奄一息之際,歡欣鼓舞,以慶祝此十一週年紀念,且循例演新劇焉,有心之士,得勿訝(愕)其爲毫無心肝,樂其所樂乎?曰:非也。國事達今,已無轉圜之機,欲求振興,惟俟之異日。然民智若是其闇,民德若是其卑,不謀啓之勵之,雖百餘年後,恐亦將如今之唯唯否否,惟力是趨之民類耳!埋石之責,既若是其重,司之者又舍教育無與歸,此吾校新劇之演不可以已矣。況學校教育在青年,欲聯社會與化之,則新劇又爲此集中利器也,蓋改良社會,端賴感化勸導之功用,而新劇感人最深,迥非舊劇之以聲調音韻勝。明乎此,則吾校新劇不爲虛演,觀者不至無所動於中。而吾記亦將不虛作,庶可免於後庭花之譏,天寶宮人之議也。”注②
時隔一年(1916年),周恩來又就新劇問題專門撰寫了一篇四節社論《吾校新劇觀》,並在南開《校風》第38、39期上連續發表了第一、二節,第三、四節則未見發表。在這篇社論的第一節中,周恩來以“新劇之功效”爲題,從語言文字對於一國之重要性談起,分析了中國語言現狀、中國教育現狀乃至中國國力現狀之間的微妙關係,在古今中外對比中得出“是知今日之中國,欲收語言文字統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爲之先不爲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極高之理論,施以有效之實事;若是者,其惟新劇乎”的結論。在這部分文字中明顯看到新文化啓蒙思想在周恩來頭腦中的地位。
至於新劇緣何具有如此重要的教化功用,周恩來從新劇的本質特徵上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認爲新劇“言語通常,意含深遠;悲歡離合,情節昭然;事既不外大道,副以背景而情益肖;詞多出乎雅俗,輔以音韻而利益幽”。這是針對舊戲“不近人情”、“唱工太多”、“詞多鄙俚”、“淫邪不堪入目”的弊病而言的。他對劇本的語言、情節、思想內容、佈景等,均提出了具體要求,符合話劇藝術反映生活的特殊規律,這在西方話劇理論尚未介紹到中國的一九一六年,能作如此科學的認識,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周恩來批評了當時以新劇爲名的衆多“社會新劇”的弊端:“演者編者,類多率爾操觚之士,數時練習,便自登場。情節之未合也,言辭之支離也,佈景之未周也,動作之失措也,均無暇計及。藉一二之滑稽辭句,博觀者歡迎,間復加以唱工,迎合社會心理。上焉者,刺取時政,發爲激烈之詞;中者,描寫村嫗冬烘,供人噴飯。至若言兒女之情,不脫遺花打櫻之窠臼,狀英雄之氣,難忘天霸薛禮之身分者,又下乘矣。”認爲這些“藉新劇爲護符,行卑鄙之實事”的各種“社會新劇”實在是新劇發展的一大悲哀。南開新劇在此等環境中雖能出淤泥而不染,但若想南開學子“負笈攻讀之暇,事繁課重,舍每歲紀念演劇以外,實無力及此。歲演一次,社會一觀,以此而欲期以開民智、進民德,不綦難耶!”基於此,周恩來試圖以歐美戲劇作參照來考新劇之純正主旨,考辨中希望能使讀者在取捨去留中真正讓中國新劇發揮其“偉力”。
在論述中,周恩來將中國舊戲、社會新劇、南開新劇與歐美戲劇的種類和潮流加以對比,認爲南開新劇“種類上已佔其悲劇感動劇位置;於潮流中已佔有寫實劇中之寫實主義”。文章中,周恩來特別提到“現代寫實劇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戲曲,其意在不加修飾而有自然實際及客觀之趣味。此種劇旨,更爲銳近而成空前之發達。惟現代寫實劇時代,發生二大潮流:其一表現極端之理想主義;其一偏於極端之寫實主義。”由此可以看出,時年十八歲的周恩來,對新劇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表演上的熱愛,而是已進入到較高層次的理論研究中了,尤其是這篇文章對於“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特點的概括,以及通過對南開新劇的界定而對寫實主義創作原則的間接肯定和提倡,都體現出周恩來文藝理論的先行性及前瞻性的特點。
注①《周恩來同學中學畢業評語》 《南開中學建校八十週年紀念專刊》 P39
注②劉炎《周恩來早期文集》(上),《本校十一週年新劇〈一元錢〉記》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錯綜參伍”、“按時系言”、“激昂忼慨”爲當時文後教師評語。
周總理“智鬥”談判桌
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但在周恩來總理的外交生涯中,他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風趣著稱,不管在何種場合,遇到什麼樣的對手,周總理都能脣槍舌劍,以超人的智慧,應付自如。尤其是在談判桌上,面對對方的無理和挑釁,他都能機智應對,讓對手佔不到一絲便宜。至今仍有許多周總理“智鬥”談判桌的故事讓人難忘。
故事一:對!牛彈琴
有一次,周恩來總理同國民黨政府談判。在我方義正詞嚴面前,對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說同我方談判是“對牛彈琴”!周恩來總理當即靈機一動,利用對方拋來的詞語,將計就計,巧妙地回敬了對方:“對!牛彈琴!”在這裏,周恩來總理把對方拋來的“對牛彈琴”這個成語巧妙地進行了結構上的調整,變成了一個內涵豐富的“對!牛彈琴”!從而既擺脫了困難,又迫使對方陷入無地自容的窘境。
故事二:“100多年的歷史,是不是美國不能稱爲一個國家”
1960年4月下旬,兼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總理與印度談判中印邊界問題,印方提出一個挑釁性的問題:“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嗎?”周恩來總理說:“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遠的不說,至少在元代,它已經是中國的領土。”
對方說:“時間太短了。”
周恩來總理說:“中國的元代離現在已有700來年的歷史,如果700來年都被認爲是時間短的話,那麼,美國到現在只有100多年的歷史,是不是美國不能成爲一個國家呢?這顯然是荒謬的。”
印方代表啞口無言。
在周恩來的反駁中,用了兩個對比性材料來否定對方的觀點。700年與100年相比較,你要否認700年而承認100年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其結果是承認100年就得承認700年這個事實。對比在這裏產生了巨大的力量。
故事三:“我們祖宗腳下的東西”
1971年,基辛格博士爲恢復中美外交關係祕密訪華。在一次正式談判尚未開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來總理提出一個要求:“尊敬的總理閣下,貴國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成果震驚世界,那具女屍確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寶啊!本人受我國科學界知名人士的委託,想用一種地球上沒有的物質來換取一些女屍周圍的木炭,不知貴國願意否?”
周恩來總理聽後,隨口問道:“國務卿閣下,不知貴國政府將用什麼來交換?”基辛格說:“月土,就是我國宇宙飛船從月球上帶回的泥土,這應算是地球上沒有的東西吧!”
周總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麼,原來是我們祖宗腳下的東西。”基辛格一驚,疑惑地問道:“怎麼?你們早有人上了月球,什麼時候?爲什麼不公佈?”
周恩來總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認真地對基辛格說:“我們怎麼沒公佈,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怎麼,這些我國婦孺皆知的事情,你這個中國通還不知道?”周恩來總理機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讓博學多識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故事四:“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
有一次,周總理應邀訪問蘇聯。這一次談的是有關修正主義的話題。在同赫魯曉夫會晤時,周總理批評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義政策。赫魯曉夫卻不正面回答,而是就當時敏感的階級出身問題對周總理進行刺激,他說:“你批評得很好,但是你應該同意,出生於工人階級家庭的是我,而你卻是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言外之意是指總理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周總理只是停了一會兒,然後平靜地回答:“是的,赫魯曉夫同志,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出其不意地將赫魯曉夫射出的毒箭掉轉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據說,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產黨國家傳爲美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