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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中華文化標誌城，目的何在？有無必要？
今年3月1日，國務院新聞發佈會後，這個涉及300億資金，890萬獎金徵集令的文化工程，在網上引起熱議。公衆站在以批判爲主的角度提出兩個主爭議點。
第一個爭議是：大興土木爲尊重一個已經死了很久的古人，在現代社會有必要嗎？
“我想強調，我們的關注點，究竟該在哪裏？”高述羣認爲，孔孟之道已與現代生活脫節、無關的理論是荒誕可笑的。爲何中國文化能延續幾千年不衰竭？中國文化的原點是《周易》，《周易》的原點是陰陽。我們的哲學是從自然宇宙中歸納來的，最基本的單元是男性、女性，即陰陽和諧構成人類社會和自然中的一切。
孔子由人類繁衍本身總結出來的倫理、綱常，是對社會、家庭等關係的解構，孔孟之道對我們的族羣最大的貢獻價值就在於，有利於形成人與人之間有序的和諧關係。
從漢代開始，儒家學說成爲民衆一直恪守的倫常關係及生存哲學，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骨子裏。雖然現代社會儒家學說已經不是必修課程，但作爲一種文化基因，推翻此學說就等於推翻整個自然倫常！
第二個爭議是：工程耗資巨大，以經濟利益爲目的是否玷污孔子的聖明？
高述羣對此笑稱：“我們的出發點並不是建樓堂館所，建膜拜的儀式性建築。我們要通過一種物化的手段喚醒國人對民族精神的重視和保護。”
這個被關注的300億，其實並不是一下拿出來的。既然提出“百年工程”，它是週期性的。“可能，這批人只提出了構想，在世時看不到建成，我們的子孫卻能看到。一切以有利於這個城的意義爲中心，長期面向全球找最好的方法，無論積極的，批判的，只要有利於該主題就可。”
他透露，目前採集的創意方案中，還不涉及投資概念，等方案全部敲定後，纔可能涉及投資概念。
文化城如何承載一個民族失落的信仰？
在學術界，有一個現象。從20世紀以來，面對西方現代文明，我們的國人，尤其是一部分知識精英開始迷惘，甚至對中國文化、儒家理念提出質疑。但是結果呢？引導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思潮試了一批又一批，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高述羣說，西方哲學使人悲傷和瘋狂，西方宗教的個體存在性和差異性，導致了人們骨子裏的焦慮。“中華文化標誌城最終要解決的是信仰問題。”
早在198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集會巴黎時曾這樣評價：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要到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裏去尋找智慧。雖然西方趨之若鶩，但中國文化一直沒有很好的傳播途徑到外面。高述羣暗示，這個信仰文化問題，關乎全人類。
事實上，儒家理論經過實踐，維繫了2000多年國人的社會關係和發展。道德塑造了一種契約關係，我們有一張“社會無形網”，靠文化基因代代傳遞，西方卻需要更多的剛性法律來補充，因爲他們沒有中國哲學。那麼是否需要一個契機，一個標誌，向國人以及全世界，告訴他們，我們要把這個文化完整重拾，保護起來？
300億的文化標誌城究竟要怎麼建？
中國文化最大的特點是寫意朦朧，渾然天成，統一制御。在傳統觀念中，任何文化都需要儒家理論認同。中華文化標誌城雖然已經選擇了其主題，以儒家爲代表的哲學體系來貫穿全城。可是，一座物化“文化”的城，一系列建築羣，如何能令國人拾回失落的信仰？我們的祖先，如何重新走進我們的靈魂深處？
對此，復旦大學課題組葛建雄教授提出建設“文化副都”的標誌性概念，這個概念可行嗎？
“不像輿論認爲的僅僅是一個雕塑，一個大興土木的建築。我們不是在蓋風景區。裏面也有關於建設國學院、研究所類似的設計方案探討。建設成什麼樣，面對全球徵集方案的提議本身，說明這不是一個團體、一個政府所能說了算的。這個城，需要集全球人的智慧，怎麼建還需要長期的探討論證。”高述羣稱。
在關於該項目一個長達400多頁的大型論證報告中，《鄭州晚報》獨家責任記者發現初步的項目佈局創意，除了連接曲阜、鄒城的九龍山精神軸的三大建築羣外。由分別位於曲阜及鄒城的孔廟到孟廟之間的南北軸線上，佈局有各類文化組織單位如孔子學院、儒商會館，世界華人會館，亞洲文化聯盟總部的設計規劃。在從曲阜師範大學至九龍溼地湖附近，擬建造各種大學，學院，文化產業研發中心。
“形成一個國學學術範圍比較濃的文化區域，由此向全中國、全世界傳播中華文化。”一直在文化標誌城規劃辦公室工作的董敏說出了自己的見解，“相比博物院、紀念碑以及文物古蹟，具有文化傳播功能的各種學院和大學，纔是文化標誌城的靈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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