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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時忙碌到吃飯都顧不上，43歲的地方官員陳奕敏臉上卻寫滿笑意，因爲他一直倡導的“參與式”預算最近在浙江省溫嶺市打開了局面。
他馬不停蹄地在中國東部沿海的5個鄉鎮奔波，普及這項允許普通老百姓在當地人民代表大會上參與預算審議的新模式。這一模式早在2005年就在新河鎮付諸實踐，可是在過去兩年間沒有其他鄉鎮響應。
陳奕敏說，財政支出怎麼花，老百姓應有話語權，但仍有不少官員並不十分理解或接受。
“如果不是今年以來在全市開展的解放思想大討論，或許還是推廣不開。”陳奕敏說。7年前，他就倡導在當地進行基層民主改革試驗，卻被人看作“另類”官員。如今，他成爲溫嶺市民主懇談工作辦公室負責人。
解放思想是最近在中國媒體上出現頻率非常高的一個詞彙。胡錦濤總書記將解放思想定位於“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而《現代漢語詞典》對“法寶”的一條定義是“比喻用起來特別有效的工具、方法或經驗”。
當陳奕敏在中國東部沿海農村爲了他的民主實驗忙碌時，中國領導人在首都北京的全國兩會上再次發出瞭解放思想的強有力號召。
胡錦濤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要求“真正在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上邁出更大步伐”。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總結過去五年的經驗時，第一條即是“必須堅持解放思想”。
各個團組在審議討論和接受採訪時，也把解放思想作爲一個主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說：“山西過去發展較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思想解放不夠，所以我們說思想解放的空間有多大發展的空間就有多大。”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注意到，中共高層表示“必須‘衝破不合時宜的觀念束縛’、‘大膽探索’”。
事實上，在中共十七大後，各地就掀起了進一步解放思想的討論。從廣東到湖南，從浙江到重慶，官員、知識界、企業家和更多的民衆都在熱議着如何打破舊的框框，爲持續了30年的改革開放找到新動力。
解放思想的呼籲帶來了諸多新氣象。倡導建立說真話、說實話的機制，鼓勵更加“百花齊放”的民意表達，成爲一時之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評論說：“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達。
在今年兩會上，一系列熱點尖銳話題得到了廣泛討論，交鋒辯論之聲時時可聞。媒體形容爲“政治生態更加寬容開放”。
11日提請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也被認爲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對於“大部制”等的探索，有助於消除政府行政職能“交叉重疊、政出多門”等制約生產力發展的體制障礙。
香港《星島日報》的一篇文章注意到此次解放思想浪潮的歷史縱深，稱這“意味着中國的社會發展將迎來一個新的拐點”。
30年前由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設計的改革開放就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其以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轉折爲標誌。那次思想大解放的特殊背景是，中國要從長期“左”的錯誤和“兩個凡是”中解放出來。
自1978年啓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生活有了巨大改善。但是，高速發展背後的不均衡性在經年累積之後已經演化成諸多問題，經濟與社會、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浮出水面。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鄭永年表示，中共領導高層認識到所存在問題的嚴重性，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就要求解放思想。“這也就是近來中國政壇再次掀起思想解放運動的背景。”
但是，繼續解放思想註定不會是一條坦途。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說，改革開放30年來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體，一些人爲了維護既得利益，成爲改革創新的桎梏。在一些地方，行業利益、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問題比較突出，成爲掣肘改革的重要因素。
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說，黨的思想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人們的思想認識是否對頭和統一，對於能否完成在改革開放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嶄新事業，具有某種決定性的意義。
李君如的同事、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認爲：“解放思想就是要走科學發展的路。”
國內外的觀察家們都注意到2003年非典危機之後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被中共作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寫入了黨章。輿論認爲，這是爲了讓人們把思想統一到正確的方向上來。
事實上，從領導人的宣示及代表委員的討論可以看出，這次兩會的主線就是進一步堅定人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片面追求GDP的狹隘思路上尋求“解放”。
李君如說，實踐中所取得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離不開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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