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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井大造，1970年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當代日本重要的帳篷劇導演。
每次演出，櫻井都要和劇團成員一起搭建演出用的帳篷。(圖片由北京帳篷劇小組提供) 日本紀錄片《山谷——以牙還牙》講述了日本的『黑磚窯』。為了拍攝這部紀錄片，先後兩任導演被黑社會謀殺。 第一次見到櫻井大造的人不會想到他是導演。身量敦實，花白的凌亂卷發，胡子茬上好像撒了一把鹽。藍色的羽絨服上有挺大塊的洗不掉的污跡，脫下羽絨服，星星點點的羽毛留在毛衣上，櫻井走過的時候，一個聽講座的聽眾從他後背上摘下最大的一朵。 去年9月在北京城鄉接合部皮村演出了帳篷劇，今年2月18日，櫻井大造又把拍攝於1980年代、至今以兩月一次的頻率在日本全境巡回放映的紀錄片《山谷——以牙還牙》帶到北京。因為題材敏感——東京山谷地區的打工者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與黑社會以及治安警察抗爭，《山谷》拍攝過程中兩任導演喋血街頭——攝制完成之日，全日本所有媒體都做了報道，最初幾年，『無論租多大的場子，都有觀眾進不來』。 用《山谷》放映委員會的標准來衡量，北京的放映只能算非正式的『內部放映』，觀眾多為帳篷劇的關注者。正式的放映會面向大眾，有專門的主講人，他們從各自專業角度切入話題，把二十餘年前紀錄東京日僱工悲慘境遇的紀錄片嵌套進自己當下的工作和思考中。有時候，放映現場被現代藝術裝置包圍。而2008年3月15日，《山谷》在日本的本年度第一次放映將請孫歌做主講人。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因研究竹內好在日本頗有名氣，她的話題將圍繞『都市化』展開。 雖然過去二十多年，《山谷》呈現的景象依然觸目驚心：在距東京鬧市區幾步之遙的山谷，聚集著大批打零工為生的中老年男子。這些人或來自貧瘠的日本東北部農村，或來自已關閉的礦區，有些人因傷喪失了部分勞動能力，湧向大城市是為了謀生，戰後經濟飛速發展的大城市沒有他們拖家帶口的空間。他們孑然一人，每天早晨4點半，工人們爬、貓著腰往裡鑽、一群一群往裡湧，潮水一樣把職業介紹所的卷簾門拱起來。職業介紹所由黑社會及幫派把持，介紹的工作工資奇低。冬夜，一名無家可歸者在地下通道露宿。日僱工協會的工作人員叫醒他，本意是叫他喝一碗粥，免得凍死。但這人驚了，怕了，反復解釋：這兩天天氣不好，下雪了，不好找工作，但是我一直努力找工作，很努力。——後來櫻井解釋，因為日本的救濟金制度很苛刻，拿到救濟的人也要設法找工作，否則就取消救濟金。所以，那些身處困境的人也只好『加油』、『加油』、『再加油』。 大城市的誘惑又比農村多，工人們辛苦一年所得無幾，沒錢寄回家，跟家裡漸漸斷了聯系，成為跟社會環境脫鉤的無家可歸者，夏天露宿街頭，冬天靠篝火取暖。由於日本素有將無家可歸者集中到類似監獄之所的習慣，一般大眾和行政部門對山谷的日僱工往往采取蔑視的態度，收容機構把虐待他們視作理所應當。有一個中年農婦到東京找她沒有歸家的丈夫。後來輾轉打聽到，丈夫被送去收容機構了，她去這家收容機構找丈夫。結果被人扒光衣服，送到劣等妓館，後來歷經千辛萬苦纔和丈夫團聚。在東京的陽光下，這對夫婦表情木訥地對鏡頭訴說他們的遭遇。 一雙雙看似空洞、漠然的眼睛對著鏡頭描述：在冬天，他們把一桶一桶的涼水澆在我身上……他們根本不把我當人，拿起刀子，取樂一樣割掉我半個耳朵……我不願意想那些事，每次想起，頭疼得受不了…… 僅止於殘酷，《山谷》不值得人們更多的尊重。不擔心凍死的夏天夜晚，山谷的子民聚集在一起辦消夏晚會，男人們涂起粉來扮演歌舞伎，沒牙的老翁手拉著手搖頭晃腦唱古老的歌謠。在知識分子、藝術家、勞動者共同組成的全國日僱工協會的幫助下，工人們拿著簡陋的擴音設備和資方談判。擴音器不由分說塞到對方手上，粗魯直率的問題逼得對方無路可逃，同時連推帶搡，讓人想起北野武電影裡的惡作劇。鏡頭從東京山谷漂移到橫濱壽町、名古屋?島、大阪釜箇崎、九州築豐……每個有日僱工聚集的地方。在築豐，罹難礦工自述身世的墓志銘明白如話，卻像詩一樣。 櫻井大造一邊跟大家看他已經看過無數次的《山谷》，一邊高聲地在他認為需要加腳注的地方解釋：『198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已經起飛，那時社會剛剛轉型，人們消費的欲望和都市的繁華都超過現在，你們可以想象破敗的山谷跟周圍形成怎樣的對比。』 櫻井見證了《山谷》的誕生。1980年代，櫻井創立的『風之旅』帳篷劇社以山谷為活動據點。在古代日本，生活在河邊的賤民——清潔工、妓女等——常常以帳篷作為表演的場所。從1960年代開始，一批年輕人以底層的姿態，重建『帳篷劇場』，把劇場搭到鄉野、城市貧民窟等被主流劇場遺忘的地方。櫻井大造最早參加的是『曲馬倌』劇社，後來創立了『風之旅』。 劇社有編導演、音樂、舞蹈、美術等多領域的藝術創作者，以這些人為圓心，山谷漸漸成為藝術家的聚集之所。《山谷》的第一任導演佐藤滿夫便是這些藝術家中的一員。拍攝《山谷》之前，他在幾部不很成功的商業電影中做過副導演。在山谷每天的見聞，讓他覺得他能做的事就是把一切記錄下來。 在DV尚未誕生的年代用16mm攝像機做這樣的事情絕非易事，佐藤滿夫付出生命的代價。他的後繼者山岡強一是日僱工工會活躍的工運領導人，山岡沒有拍攝紀錄片的經驗，櫻井和團聚在櫻井周圍的山谷藝術家從旁指點。 拍攝二十餘年，《山谷——以牙還牙》仍能吸引日本的年輕人。『年輕人在失業的時候，就會看這個片子。』櫻井大造在北京的放映現場說。 藝術家和其周圍社會的互動，櫻井大造和佐藤滿夫們在山谷的實踐提供了『宋莊模式』和『798模式』之外的另一種可能。 不過二十年堅持不懈的放映並沒有給山谷帶去本質的變化。反而是在紀錄片播出之後，『山谷』作為一個地名從日本的行政區劃中消失了。2000年之後，手機在日本的普及使得僱工關系越來越隱蔽(一個電話就能確立一次僱傭關系)，黑社會不需要以有形的職業中介所網羅廉價勞動力。失去山谷這樣一個地理上的聚居地，城市貧民和無家可歸者的生死變得更輕。 因此，《山谷——以牙還牙》還要在其專門『放映委員會』的安排下一遍一遍地播下去。而櫻井大造則在北京城鄉接合部找到了他新的帳篷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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