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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介書生”到“過河小卒”，胡福明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當年面對“兩個凡是”，他寫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篇文章引發真理標準大討論
胡福明接受採訪
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悶熱，南京大學哲學系樓前人影稀疏。胡福明和好友姚誠埋頭走上樓前的臺階，兩人都顯得心事重重。
姚誠對胡福明說：“你現在是過河卒子，只能進，不能退了。”話語間不無悲壯之感。引發兩人不安的是一篇題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該文的作者。“文章寫好後，此生不得安寧了。”胡福明說。
事實上，從這篇文章開始，不僅胡沒有了“安寧”，幾乎整個中國都被投入一個浪潮——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之中，並由此引發了這個古老國家當代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次變革。
直至今日，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躍在各地的講臺之上，演講的題目多和“解放思想”相關。
“兩個凡是”逼出來的思考
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下簡稱《實》)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名老師。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亞明黑幫”的一分子(匡亞明時任南京大學校長，被指犯修正主義錯誤)。批鬥、遊街、掃廁所等，胡福明吃盡苦頭。
當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性情溫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態，積極投入到批判“四人幫”的鬥爭中。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出臺，令中國前景再蒙陰影。
“‘兩個凡是’的本質是什麼？就是要維護‘文革’路線”，胡福明回憶。他認爲，當時的黨、國家和民族，已處在一個十分危急的路口，“(未來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堅持‘文革’路線，還是搞以階級鬥爭爲綱，那麼人民將陷入苦難深淵；要麼改弦更轍，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錯案，全面撥亂反正，開拓一條新的道路。”
胡福明理所當然地選擇爭取第二條路，“批判是我的職責所在，‘兩個凡是’是唯心主義，是沒有道理的，即使爲此坐幾天牢也不要緊，歷史會爲我平反的。”
“兩個凡是”是兩報一刊的社論主題，很明顯就是當時中央的方針，要直接批它，危險性顯而易見，也沒有一個報刊能公開發表。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繞了個彎子”，爲“兩個凡是”找了一個“替身”，選擇當時流行的“天才論”、“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謬論作爲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選擇了打“語錄戰”——文章主要論點，都引用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和《實踐論》的一段話，來闡明“只有實踐纔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主要論點；並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話來說明，他們都是自覺運用實踐標準來檢驗自己理論的——導師都如此，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更不能例外。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題、觀點、佈局已基本形成。當年8月，題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8000字長文寫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報哲學組編輯王強華的約稿，於是9月初將文章寄到了北京。
對照當時嚴峻的社會背景，文章寄出後，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寧了”。
不署“胡福明”更有分量
整整四個月，胡福明沒有收到關於文章的一點消息。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來信，寄信者正是王強華。王在信中說：《實》一文，“已粗粗編一下，文章提的問題比較尖銳，分寸上請仔細掌握，不要使人有馬列主義‘過時’論之感。”
胡福明感覺還有戲，便將文章再次修改多次後寄出，但遲遲未予發表。
當年4月，事情起了變化。光明日報新任總編輯楊西光看見這篇文章後非常高興，認爲放在哲學版發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爲重要文章發表。“但是，文章還要修改，要加強聯繫實際，以更有戰鬥性。”
胡介紹，爲了《實》一文，胡福明和楊西光有一次深談。楊西光說：不久前，他在中央黨校學習，學習結束時，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報工作(此前楊是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復旦大學黨委書記)。
胡耀邦對楊西光說，北京四大報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積極揭批“四人幫”、推動撥亂反正的；紅旗雜誌、光明日報是執行“兩個凡是”的，“現在要你去光明日報工作，就是要去改變光明日報的面貌，把二比二變成三比一”。
“光明日報要改變面貌，就從這篇文章開始。”楊西光告訴胡福明，“這篇文章，要請胡耀邦同志審定，他站得高。”楊還告知了文章的發表計劃：“先由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內部發表，第二天光明日報公開發表。隨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新華社向全國發通稿。”
“這時我才知道，它已遠遠超出在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的範圍。”胡福明回憶說。
楊西光還給胡福明提了個要求。楊說：“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義發表，而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這樣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坐牢的擔憂，小平同志解圍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這被視爲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對於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而言，不啻於丟下一枚“核彈”。
“凡是派”強勢反彈，批判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行動上是砍旗”。不僅一些領導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較爲保守的省市，討伐之聲也是隆隆四起。
得知上述反饋，表面平靜的胡福明，回到家中告訴妻子：“我有思想準備了，要準備坐牢。”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受到的政治壓力非常之大，很多人心有餘悸，畢竟這是‘太歲’頭上動土。”堅決支持胡福明的南京大學教授葛林回憶。
究竟將面臨怎樣的風雨？未知的恐懼感籠罩着胡福明一家。重要關頭，鄧小平在準備1978年6月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講話內容時，聲色俱厲地表示：“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莫名其妙。”後來在會上，鄧小平以《實》爲題，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
得到這個消息後，胡福明家裏陰霾的氣氛一掃而空。“對於我個人，這是第三次解放：建國一次，‘文革’中一次，這是第三次。”胡福明笑着說。
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此在全社會展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紛紛表示支持。“因爲這篇文章順應了民心，講了老百姓想說沒說的話，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不長的時間裏，胡福明收到了數百封羣衆來信表揚。
這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全過程。以致鄧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如此表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我只是把它寫出來了
胡福明不認爲那篇影響至巨的文章在觀點上有何創新，“文中的觀點，每個高校的哲學教師都懂，我只是把它寫了出來”。
1982年11月，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動員下，胡福明就任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從此走上仕途。其後，胡福明歷任江蘇省委黨校校長、省委常委、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直至2001年夏天卸下一切官方事務。
在1995年出版的《蘇南現代化》一書中，胡福明指出：“爲什麼會存在思想僵化，真話不敢說，假話漫天飛的現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設還不完善。許多實踐都證明，對於解放思想起到關鍵和保證作用的問題，正是民主問題。”
今年是改革開放30週年紀念，胡老的日程表排得更滿，最近的一次安排是應深圳市委宣傳部所邀，作“解放思想”的主題演講。
【記者手記】
思考的力量
爲何使胡福明寫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影響力至巨的文章？
採訪胡福明的好友、南京大學教授姚誠時，我曾就此問題專門請教。姚老的答案很乾脆：獨立思考。姚老提及當年，說上下都在搞個人崇拜、狂熱迷信時，胡福明等人首先覺察，並對現實多問了一個“爲什麼”；再輔以理論知識的儲備，因此有了直抵問題本質的能力。
這讓我想起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爲人。”
紀念是爲了向着未來，當我問到究竟該怎樣回顧這30年時，胡老說了很多，但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這個詞語：獨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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