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如此。以福建爲例，這個批辦臺資農業項目在大陸各省區市中位居第一的省份正力爭實現質的突破。據海峽兩岸(福建)農業合作試驗區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論生透露，今年將繼續推動閩臺農業產業對接，臺灣良種和技術引進，臺灣農產品加工業發展，在此基礎上，拓展到兩岸觀光休閒農業和第三產業合作，甚至是兩岸產銷制度的合作。
段兆麟說，“在農業合作方面，兩岸可以形成策略聯盟，加入策略聯盟的會員，在臺灣得到什麼折扣，在福州、浙江等地也可以得到一樣的優惠，配合直航，不管是產品還是人員，都會密切起來。”
經貿關係期待制度性安排
大陸學者也對未來兩岸經貿關係的走勢給予高度關注。東亞研究所所長助理鍾焰認爲，民進黨之所以在此次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落敗，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視臺灣選民基本的經濟和民生要求。
“實際上，隨着島內貧富分化的加劇和經濟發展的停滯，臺灣民衆迫切需要執政者從臺灣長遠的發展戰略出發，以開放的心態來尋找臺灣的未來”，鍾焰說，國民黨勝選後，兩岸關係將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保持相對穩定，臺灣主流民意也可能轉向拼經濟求發展，這爲加速兩岸經貿關係創造了機遇。
在鍾焰看來，未來兩岸經貿關係有望取得突破，首先表現在兩岸經貿合作的機制化保障會得到加強。
在過去的20年中，兩岸經貿合作呈現自發性、單向性的基本特徵。在臺灣當局對兩岸經貿採取限制性政策的背景下，臺商在市場和利益的引導下來大陸投資，而大陸則通過《臺商投資保護法》等一系列單方面制定的法規來引導保護臺商投資。兩岸官方一直無法通過直接接觸與協商建立起兩岸經濟合作機制。
隨着兩岸經貿往來的日益密切，臺商投資大陸的模式正從早期的中小企業單獨投資爲主，逐步轉向以一家或數家大企業投資帶動形成上下游集聚區的產業鏈模式，臺商投資的領域從傳統產業向高科技產業轉移，並從爲跨國公司代工轉爲代工與開拓大陸內銷市場並重。大企業出現的長期化、內向化的特點，使得建立兩岸經貿合作機制成爲一種客觀要求。
與此同時，兩岸經貿發展日益突出的不平衡性，要求臺灣當局進一步開放島內市場並允許大陸企業赴臺投資，使兩岸互利互補格局得以長久延續。而大陸臺商面臨的重塑競爭力的戰略性挑戰，也需要兩岸政府今後就雙方投資的保護和優惠作出鼓勵性的機制安排。
“兩岸的有識之士紛紛提出了推動兩岸經貿合作機制的構想，但是無論何種機制構想，都需要兩岸政府進行協商，對兩岸經貿合作實行制度化安排”，鍾焰說。
鍾焰認爲，臺灣地區領導人更替後，如果兩岸經貿合作的持續性發展能力得以加強，就是來自於兩岸“三通”進程的加快、兩岸產業合作領域的進一步拓寬和兩岸經貿合作單向局面的改變。
“實際上，開放‘三通’已經不再是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的問題，而是關係臺灣能否成爲跨國公司亞太生產運營樞紐的重要戰略性問題”，鍾焰說，對於臺灣而言，“三通”構想的出發點不是簡單地促進兩岸往來和經貿合作，而是推動“雙黃金航圈”及“雙營運中心”計劃，“兩岸‘三通’將增強臺灣在亞太地區的產業中心地位”。
“4年內，達成類似CEPA的兩岸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初步意向是可以預期的”。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教授認爲，兩岸的經貿往來在下半年後也許會一步步開放，他認爲，“大方向是對的，至於實施的步伐，應該穩一點，這樣才能走得更遠”。
對於引起熱烈議論的“兩岸共同市場”構想，李非認爲，在一箇中國框架下，可適當採取“政經分離”、“經貿優先”等靈活、務實的做法，積極推動兩岸各種形式的經貿合作事宜。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從初級向高級不斷髮展的進程，其實施步驟應從低層次的“優惠貿易安排”開始。
李非建議，近期在鞏固兩岸現有經濟合作成果的基礎上，應當進一步發揮原有民間形式的經濟交流機制，通過實現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更多的臺商到大陸投資和發展。在兩岸協商條件成熟時，可通過簽訂促進區域經濟合作的臨時性協議，實現兩岸經濟交流正常化，爲兩岸的商品、資金、人員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作出某種優惠和便利性安排，以擴大兩岸直接“三通”的規模。(許雪毅、潘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