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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就是要通過改革來實現，改革肯定是要有一個計劃的，沒有計劃沒有方案更是什麼都幹不了
在北京萬聖書園等主要書店，《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正排在新書推薦的首位，不時有讀者向店員直呼其名地詢問、購買。而在兩週前，這本成稿於2006年12月初，在去年10月十七大召開期間就已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印刷出版的書，還很難在書店找到。這本被外界評價爲勾畫了中國“政治改革具體路線，包括限制中共的權力、擴大公民、記者、宗教信徒和人大代表的權利等”的報告，共366頁，由一章總論和十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組成，明確回答了在中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應“改什麼、怎麼改”。十個研究報告涉及當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執政能力建設、人大制度的改善、政協體制改革、立法民主化、行政體制的改革、財政預算改革、中央與地方關係、司法體制以及民間組織與宗教等。書中肯定了過去30年中國所採取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建議未來一段時間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鎖定在“那些阻礙經濟協調運行、市場有序發展、社會充分發育的政治體制部分”。
同時，《攻堅》一書認爲，中國經濟政治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從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轉向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時間”，並給出一個完成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三步走”方案，提到從2021年到2040年，進一步完善第二階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個“中等發達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就此，本刊記者專訪了本書總撰稿、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和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
有趣的是，周天勇是一位研究經濟的學者，他認爲用經濟學思維來研究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考慮能不能操作，代價多大，有沒有風險，有沒有不確定性”，這份研究報告的目標函數，正是“一定要朝民主與法制國家前進，又能不付出國家不安全不統一的代價”。
報告更注重可行性
《瞭望東方週刊》：中央黨校的身份比較特殊，作爲黨校教授，你們撰寫的這部報告是代表黨政部門的聲音還是純粹學者的觀點？
王長江：黨校的對象不一樣，是廣大中高層領導幹部，研究時更多考慮了他們的想法和報告的可行性。和一般純理論研究者做出來的不一樣，後者是從理論上建立一種模式，講應然。我們還要講實然，和現實貼得比較近。中國現在這種體制下，改革靠誰來推動，得靠手中掌握着權力的人。我們研究的起點認識是，不願意推動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畢竟是少數。基於這一點，我們更多從他們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我們還沒有得到決策層關於這本書的反饋。
《瞭望東方週刊》：媒體報道時直接把你們的30年政治時間表作爲大標題，你覺得時間表是本書的最大成果嗎？如果不是，你怎麼概括本書的最主要成果？
王長江：不覺得。最大成果主要是回答了在現有條件下能不能搞民主的問題。至於怎麼搞，只是提供了一種思路，別人也可以從不同的邏輯框架思考，我們只是設計時參考進來的因素多一些，力求增強其可行性。
《瞭望東方週刊》：你覺得我國政治改革的方向是什麼？
王長江：抽象一點，方向就是民主，也是所有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搞了半天，還是不民主，比較集中，導致權力失控，這是最要命的。大家都認爲權力是人民的，關鍵怎麼是人民的。權力運行起來，必須解決如何既有活力，又能實現老百姓的利益、願望和要求，在受約束和有效使用兩者之間做一個科學的權衡。
《瞭望東方週刊》：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的關係是怎樣的？
王長江：根本的還是人民民主。民主的前提是利益，有利益纔有民主。黨內民主是借用了民主的概念，講的是讓黨內各種意見和建議充分表達，讓黨更有代表性，讓更多的黨員參與到決定黨的事務中去。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還是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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