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淪落爲“下流社會”?

　　新加坡《聯合早報》4月9日發表題爲《日本淪落爲“下流社會”？》的文章說，日本從“一億總中流”淪落爲貧富懸殊的“格差社會”，這對很多人是晴天霹靂。日本人懷念“中流”，不願承認自己沉淪，唯有用“格差”這個中立詞聊以自慰，甚至用“中下階層”來掩飾窘態。

　　文章摘錄如下：

　　日本未來學者、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近年出版的暢銷書《中下階層的衝擊》(臺灣中譯本名爲《M型社會》)是其代表。但消費市場觀察家三浦展則大膽承認，日本已經是《下流社會》(日文)，連公營電視臺日本放送協會(NHK)也以《勤勞貧困——腐蝕日本之病》作專題拍特輯、出專書，說明“格差”問題確已成了全體社會關注的課題。

　　其實，早在30年前就已出現“中產階級崩潰論”，只是經濟高速增長迷醉了全日本，直到它像泡沫般破裂，形成15年的“平成蕭條”，大家黃粱夢醒時，才發現日本已經成了“下流社會”。

　　中文“下流社會”這個詞是不妥的。無奈，三浦展這本光文社新書，2005年9月初版，2006年1月已再版11次，不到半年銷售超過40萬冊，不僅成爲出版界熱門話題，也確實轟動了日本社會。日文書名《下流社會——新階層集團出現》確很吸引人，所有中文譯本也用《下流社會》來招徠，是夠刺激，但不準確，甚至有譁衆取寵，誤導讀者之嫌。

　　首先，這書是從考察“平成蕭條”後的日本社會變遷，包括消費社會的改變開始的。其次，它從日本人傳統的“中流”志向，實證性地描繪了一個新階層，即“下流社會”(日文)正在擴大的過程。第三，年輕一代既然已經淪落爲“下流”，既無正規的工作，又無經濟能力成家，更無法傳宗接代，價值觀、生活態度、消費意欲也跟着起改變，整個社會開始分裂……。但它不是在論述階級論，而是自稱在開展“消費社會論”。

　　作者並無意要揭社會的瘡疤，特別是政治無能造成的沉淪。因爲他描繪的社會現象，重點還是階層分裂後，考察和統計出一些新消費現象。真不愧是一名市場分析專家。但是，讀者所以關心，是因爲他們的“中產夢”破滅了，擔憂自己，也擔憂家人的未來。

　　回來談中譯本也用“下流社會”作書名，明顯是把日文漢字當中文使用的詭譎。首先是臺灣的中譯版，接着是中國大陸的中文版，再有是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頁的中譯版，書外書內全都使用“下流社會”這個詞。作爲一名中文讀者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本數落日本人下流無恥，或社會敗壞的專書。因爲中文固然有“往下流”的狀態詞，卻從來沒有人以“下流”的形容詞來描繪一個正常國家或社會。既然是翻譯書，又是使用中文印刷，沒有理由使用不對稱的名詞。唯一的解釋是，在利用中文日文相通的漢字，把它當灰色地帶利用：一可以附和一些人要咒罵日本的心理，將錯就錯地暗指日本是“下流”；二可以譁衆取寵，以提高推銷商品的效果。

　　日文確實有“上流、中流、下流”這些詞，意思是處在“上游、中游、下游”的階段，都是些位置指定詞，不是道德規範詞。中文稱“上流”、“中流”意思明白，但稱“下流”，除非真要說對方社會“下流無恥”，不然跟日文原意就牛頭不對馬嘴了。

　　日本近年出現很多流行的新詞，“M型社會”是其中一個，但卻是很糟的範例。

　　上世紀80年代，在美國和日本學術界曾流行一個社會學新詞“M型社會”。原因是夏威夷出生的日裔美國學者威廉·大內，他的第二本研究日本新著《TheM-FormSociety，1984》獲得好評，特點是將日本商業管理模式應用到社會管理形態上去，讓日本人感到光榮，美國人感到新鮮。所謂M就是“管理”(Managment)的簡稱。但大前研一2006年的新書《中下階層的衝擊》在臺灣出版中譯本時，出版社(商周出版)不僅將書名改爲《M型社會》，而且還請作者加寫一本43頁的小冊子《M型社會——給M型臺灣的建議》，遂建立起日本海外版的M字型學說。

　　值得注意的是，“M型社會”這個學術概念的原創者大內，他是突出“管理型”這個特徵。而大前是強調社會“M字型化”。其實他在書中着墨不多。第一章雖然以“M型社會來了”爲題，具體內容只有，“在勞動人口中，佔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崩潰之後，所得階層的分佈即往低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之上下兩極移動，邁向左右兩端高峯、中間低落的"M型社會"。”

　　由於人們實際收入減少，相對購買力下降，中產階級沒落，貧富懸殊擴大，確實形成“格差社會”。但基本社會結構依然是“金字塔型”，如今標新立異說變成“M字型社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所謂社會學者們，他們創造了一大堆新的名詞，什麼飛特族(Freeter)、派遣員工、單身寄生族、流浪族、網吧難民等等，給人的印象是，他們都是天生的懶蟲、自我沒落的流浪漢、迷失的一代，即使形成“下流社會”也是咎由自取。也有社會學者說，這就是網絡時代的社會特徵。

　　日本人崇尚“中產階級”，較古典的認識是以收入和財產來劃分。二戰以後，新的產業，比如服務業，行政人員、教師、醫生、律師、技師等的增加，“中產階級”的觀念有了改變，包括“新中產階級”也流行一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傅高義就寫過一本書《日本的新中產階級》，對戰後日本社會變化有過細緻的描述。

　　1960年的調查是，日本56%的人喜歡用“中流”形容自己，29%選擇“中產”，19%自稱“中間”。80年代，日本經濟蓬勃發展，當時官方的“國民輿論調查”顯示，90%的人選擇“中上、中中、中下”，因此有了“一億總中流”的定義。但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企業破產，勞工失業，經濟低迷，學界即刻又掀起“中流崩潰論”的論爭。東京大學副教授佐藤俊樹的學術著作《不平等社會日本：再見，全體中流》不僅成爲暢銷書，就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各階層的關注。

　　日本人雖然希望繼續生活在虛構的“總中流”夢幻中，但現實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小泉政府領導的改革，首先是大企業的廢棄終身僱傭制，其次是企業大量減少僱傭正式員工，即使經濟情況好轉也只是僱傭臨時工、派遣社員、飛特族等名義下的非正式僱員。有統計說，日本企業2003年僱傭的正式員工爲3500萬，非正式員工則爲1500萬，等於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非正式員工。2005年正式員工更減至3333萬，非正式員工增至1591萬。

　　統計也說，大學畢業的正式員工每小時工資平均1000日元，派遣社員只有500-600日元，正式員工有社會福利和退休金，但非正式員工則沒有。總的來說，臨時工的收入不到正式員工的一半。臨時工收入低，就業無保障，自顧不暇，不能成家，甚至居無定所，最後淪爲“網吧難民”、公園或地下道的“流浪族”，不僅擴大了貧富懸殊的“格差社會”，還製造了一羣年輕而又擺脫不了貧窮的社會底層，日本稱這種現象爲“勤勞貧困”(WorkingPoor)。日文書名《下流社會——新階層集團出現》確很吸引人，所有中文譯本也用《下流社會》來招徠，是夠刺激，但不準確，甚至有譁衆取寵，誤導讀者之嫌。(黃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