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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麼2001年2002年初90%的美國民衆支持布什，而今天迅速下降到28%？當時國內一些人士也是喝彩聲高，搖旗吶喊，媒體上幾乎找不到負面批評的言論，批評文章當時被認爲是另類而不受歡迎。而今天當初那漫天的褒獎和溢美之詞爲什麼都遁形了？所以人們纔要警惕爲什麼有些立場被如此輕易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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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演進和國際政治中存在規律性和必然性，但絕對不要因此而否定和忽視偶然性以及領導者個體的重大作用，有些時候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在很多時候、很多問題上，偶然性和領導者個人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回顧歷史，古今中外，類似改變歷史軌跡的拐點俯拾即是。往往某個個體特別是佔據一定高位的關鍵人物，在某些時刻和某些拐點改寫着國際關係發展軌跡。對這一現象不可忽視，並要注意從中吸取教訓、鏡鑑或啓發，發揚好的方面，避免曾經的遺憾與跌宕。
布什的對外政策與民衆反應之對比
就美國而言，不能忽視美國政府更替和隨之的政策變軌而給地區和世界帶來的顛覆性影響。假如再給克林頓一任，中東和平進程和巴以關係未必會如今天一些人所斷言的，今天的巴以困境是“必然的”，上世紀90年代的和談輝煌進展是幼稚。實際上，2001年初到今天，巴以和平進程是嚴重倒退了，但這決不該是一些言論所稱的“必然如此”。
再看兩個熱點核問題。伊朗和朝鮮的現政權內心願意和美國如今天這般硬頂嗎？他們實屬被布什政府逼迫之下的無奈選擇而已。回顧8年前的2000年底，美國與兩者的關係出現了多年來空前的改善和轉暖，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與伊朗總統哈塔米、朝鮮領導人金正日都要談到關係正常化談及建交問題了！哈塔米即便到2005年下臺前仍然對布什政府的對伊朗政策抱有幻想，但布什政府最終輕易否定了伊朗溫和派的客觀政策。而今天，美國與伊朗如此的對立，與朝鮮的對峙依然在僵持，走到這一步錯在誰呢？伊朗和朝鮮兩個政權的本意都是希望通過與美國直接對話，進而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結束對立狀態並順之成功融入國際社會，走出多年的封堵和閉鎖。
是布什政府打消了他們的願望。
幾年來，是誰把一度如火如荼推動朝鮮半島“陽光政策”的金大中冷落一旁而導致其被迫黯然下臺？是什麼因素導致伊朗溫和派代表人物哈塔米2001年來大多時間被形勢所迫而保持靜默，直到2005年中期黯然離任，言辭更加強硬、鬥志更加昂揚的伊朗新總統上臺？表面看是伊朗人民，實際是有關大國逼人家上梁山的。如果把人家逼到牆角，哪個主權國家甘心坐以待斃而不奮起搏擊？在兩個核問題上，美國的政策值得反思並需要改弦更張。假如2000年和20004年美國民主黨連任，尤其是2000年民主黨的戈爾被裁定勝出，世界不會如此的不堪，美國怕也不會如此被動和無奈。西方公衆的生活權利和隱私也就不會被如此地影響或侵犯。
幾年來，布什政府指責民主黨反恐無能、反恐不力，假如民主黨主政或上臺將導致國家安全岌岌可危、保護不力等等。而真正的事實是，假如民主黨在臺上，這樣空前緊張恐怖的安全形勢壓根就不會發生，正是共和黨自身製造了緊張的恐怖與反恐問題。因爲民主黨的對外政策偏向於多邊主義，不會四處點火，也就不存在導致如此嚴峻的恐怖與反恐命題了，某種程度上，當前的恐怖與反恐是個人爲製造和推動的"僞命題"。假如2001年之初美國政府能在處理巴以問題上保持起碼公正、穩健處理中東局勢、安撫伊斯蘭世界，“9·11”根本就未必發生，那很大程度上是某大國政府自己找的人禍而已，本·拉登在後來的錄音講話中多次指明他的襲擊動機和導火索。
錯把“扒路人”當英雄
美國與中東時局發展中的“偶然性”有個笑話說得好，一個人黑夜裏將原本平坦的一段馬路扒了個大坑，並不時暗中放置釘子，他翌日就在路邊擺起了補胎攤子，人家誇他是及時雨。反覆幾次，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屢次這樣人們纔開始感到有點不對勁，醒悟到是有人故意搗亂並從中牟利。其中邏輯與現實世界驚人類似。但在一定時期內，總有大批的人被牽着鼻子跑而不假思索。
2001年底布什在美國國內曾經有90%的支持率，美國國內、中國國內一些人以及世界許多國家，當時都對美國布什政府的英武反恐、阿富汗戰爭勝利而嘖嘖讚歎。而今天，布什爲什麼又被他們所拋棄和鄙棄，成了最失敗的總統之一？他們當初的發燒友現在爲什麼多是沉默？其實，當初的支持者或選民、那些盲目跟風的吹鼓手們是有責任的。俗話說，謊言不用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待到醒悟已經是血的教訓了。能夠以歷史經驗縱向看問題，問題往往就一目瞭然了。
回憶過去8年，世界如此的空前急劇動盪、緊張、恐慌，人們的看法也是左右搖擺。而一個現象是，包括許多專業人士在內，多少人對中東、東亞等諸多問題的重大判斷往往隨風倒，或不知所云，或人云亦云，或優柔寡斷，或妄下判斷！許多人甚至至今仍爲其中的作祟者搖旗吶喊，鼓吹者衆！當然，類似現象不光發生在某些大國。
縱覽巴以談判從1991年至今的17年，也有這樣一個明顯的現象。人們可以思考，誰是真正尋找中東和平的大衛們？他們是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拉賓、佩雷斯和阿拉法特，是克林頓。而中東和平實際到今天這個艱難境地，與8年前一個關鍵人物的“魯莽”有密切關聯。回頭看看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庫德集團領袖沙龍冒闖敏感的穆斯林清真寺導致至今的血性衝突吧。然而，在國際形勢風雲變幻的不長曆史中，錯把“扒路人”當英雄的依然大有人在。人們總是願意易於接受現實，並給自己一個接受的理由，忽然一天回頭看，過去的看法與今天的立場差別竟然荒唐的巨大！其實暗中早被誘導了。
有關大國的霸權企圖以及泥沼前景早在2001年初就已經暴露出了實質苗頭，“9·11”事件後更加明顯，人們可以反思，爲什麼當時90%的美國民衆支持布什，而今天迅速下降到28%？2001年和2002年，當時包括國內一些人士也是喝彩聲高，搖旗吶喊的啊，媒體上幾乎找不到負面批評的言論，批評文章當時被認爲是另類而不被媒體歡迎，更不用提發表的。而今天當初那漫天的褒獎和溢美之詞爲什麼都遁形了？所以人們纔要警惕爲什麼有些立場被如此輕易地改變。
假如歷史的拐點能夠重新選擇
中外歷史上的關鍵性人物及其偶然性回顧中國歷史，古代史暫不贅述，先舉近現史上幾個例子不太周延地予以闡釋。近現代歷史上，假如百日維新變法成功，假如慈禧被刺早亡,假如袁世凱堅定支持革新而不是動搖,假如李鴻章命令北洋海軍主動出擊，假如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中國的近代史和現代史都可能有另一個軌跡。假如蔣介石當初從“9·18事變”開始就頑強抵抗，展現抗戰決心，中國的抗戰形勢也可能與後來的發展大相徑庭。假如二戰後蔣介石堅持派精銳部隊駐紮日本而不是投入內戰，尤其是假如及時理直氣壯地收回東部海域琉球羣島以及釣魚島的主權，今天的中國東部安全態勢可能有質的改觀。假如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果斷推行國共聯合執政，中國的當代史可能又有質的不同。而新中國建立近30年後，假如沒有鄧小平高屋建瓴推動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現在的發展成就很難達到今天的水平。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這些轉折性關頭的事件或領導人決定，還是值得後人深深思索和回味。
世界歷史演進方面看，假如列寧晚逝世十年，蘇聯歷史將被改寫，中蘇關係史和蘇聯東歐關係史怕也要大大改寫；假如希特勒心智和人格不是嚴重扭曲，世界形勢會如何發展？假如羅斯福不在任內病逝而是多活十年，杜魯門沒有上臺，冷戰未必會如此綿長和強烈。中美對峙也未必那樣緊張激烈。假如上世紀60年代肯尼迪總統沒有遇刺身亡，約翰遜副總統沒有扶正，越南戰爭未必那樣的激烈，美國未必還會爲了一個越南而不惜血本。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和其個人的出現當然有其土壤，但那是否必然恐怕不能抽象地一概而論。
是的，歷史不能假設，但現實發生的事情在關鍵的拐點上，偶然因素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不容忽視。歷史的巨大頓挫往往與關鍵人物或偶然事件密切關聯，所謂人們總是樂意簡單引用的必然性實際是有不同比例的。人類歷史發展和國際關係發展方面，如果細細想來，偶然性和某些個體往往在關鍵時刻能夠推進或倒推着歷史的腳步。蘇聯解體並非必然的，並不必然要那樣迅速轟然倒塌的，各種也充滿着領導者個體決策失誤等諸多偶然。當然，必然性同樣不容忽視、不可否認,一些關鍵的偶然性背後確實也有一些必然因素的支撐和鋪墊。但必然性和偶然性所佔比例在不同時間和地點上呈現出比例高低與多少的很大不同。這裏邊許多因素足可提供許多歷史鏡鑑和啓示。
(作者繫系中國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牛津大學伊斯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責任編輯：廖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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