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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聯合早報》14日發表署名文章說，如果說西藏問題只是西方知識界和民間在對華認知上的一個側面，那麼西方面對中國崛起的彷徨，則是這次風波的更深背景。七年前北京獲得零八奧運主辦權時，中國崛起的事實在全球尚未清晰化；過去七年——北京奧運申辦的七年，恰好就是中國崛起由朦朧走向清晰，而且也是對全球構成重大心理挑戰的七年。
文章摘錄如下：
有一位筆者熟識的在法留學生在給筆者的電郵裏這樣寫道：“隨着火炬在巴黎的三次熄滅，心中對西方媒體和民衆僅存的好感也隨之熄滅了。對於留學生整體這樣的感受，我是覺得遺憾的。”
必須承認，此次中西雙方發生的衝突，既不同於1989年政治風波後中西官方層面的衝突，也不同於1998年中國駐南使館被誤炸後中國民衆僅針對美國及其官方的羣情激昂，而是正在演變成爲在中西雙方民間社會之間的第一次集體誤解。在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今天，中西方之間重新出現情緒的嚴重對立，不但是一件令人遺憾，而且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此次西藏和奧運風波，分別涉及中西雙方各自在思想傳統一些自身也尚未理清的困惑，也涉及中西雙方過去幾年面對北京奧運的不同心理期待，再加上中西雙方這幾年本來就面臨中國崛起的新課題，所有微妙心態和情結，都藉着此次的西藏和奧運風波得到了總爆發。
針對西方的問題，筆者之前曾有評論，在西藏問題上，西方知識界具有互相交織的多重情結，其中包括:西方知識界長期的批判主義、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傳統；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居高臨下；現代化高度發達的西方對原始文明的熱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熱；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仍存在巨大的差異。
如果說西藏問題只是西方知識界和民間在對華認知上的一個側面，那麼西方面對中國崛起的彷徨，則是這次風波的更深背景。七年前北京獲得零八奧運主辦權時，中國崛起的事實在全球尚未清晰化；過去七年北京奧運申辦的七年，恰好就是中國崛起由朦朧走向清晰，而且也是對全球構成重大心理挑戰的七年。
2008奧運折射出雙方在預設立場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標。七年前，當西方世界認同中國獲得零八年奧運會主辦權時，其對中國的內心期待是：中國在未來七年裏能發生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重大演變。但對中國來說，舉辦奧運從來就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治演變的契機，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力迅速崛起的重要機會。
與此同時，東西方文化的和發展階段的差異，也導致雙方在思維方式上存在巨大差距，對中國來說全國人民上下一心辦奧運，目的就是與全世界人民一起高高興興地慶祝這一全世界的體育盛事；再加上中國剛剛進入崛起期，因此有意將北京奧運辦成"歷史上最好的奧運會"，由此折射崛起期的膨脹情緒。但西方世界的衡量標準卻非如此，而是中國是否會如二十年前的韓國，通過奧運走上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民主之路；再加上西方面臨中國迅速崛起，本來就正經歷一個極其艱難的心理調適期，因此各種情緒和反應就更難以理清。
過去七年，雙方雖有內在分歧，但均在遮遮掩掩的過程中走了過來；現在，奧運舉辦在即，從西方的眼光看，中國毫無政治演化的跡象和意願，因此對華自然失去耐心；而從中國的眼光看，西方完全不領中國人民的盛情和好意，竭盡挑剔之能事，因此自然倍感委屈，繼而對西方產生極度憤怒。
在這種情況下，就短期而言，尋求雙方理解的前景是暗淡的；但就長期而言，此次風波其實正好使雙方的深層情結從深層浮上表層。若雙方能借此機會不但對於各自在政治文化對話方面的思維和期待作一些反思和調整，而且也對各自思想傳統乃至現實政治領域裏的一些東西作一些反思和透視，也許對於未來的中西互動會有相當的好處。
對西方知識界而言，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西方傳統的批判主義和實證主義傳統，爲什麼在面對中國崛起和西藏的問題上，居然會輕易讓位於簡單的情緒化思維？在西方面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撇除意識形態和戰略利益色彩，是否仍殘留着過去數百年遺留下來的種族主義和西方文化秩序的集體傲慢？
這些問題即便對西方一流的知識分子而言也不容易回答，對普通民衆就更是如此。但相信西方過去數百年積累、發展和成熟的自由主義、批判主義、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傳統，將有助於西方的知識精英以理性而非感性與情緒，迴歸到事物的最核心和最深層的要素。
若西方有一流的學者和知識精英能在主流媒體發出這樣的反思，相信假以時日，可以一定程度上逐漸影響和平衡西方的公衆輿論。而在這方面，華人世界也需要有一些通曉西方的學者，與西方學者一起，對這場風波背後出現的西方精神和思想世界裏的困惑一起展開反思，從而形成東西思維的撞擊和視角的互換。
對中國而言，積重難返的問題需要逐漸面對和解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反對西方的傲慢不等於反西方，更不等於全盤反對西方的價值觀。(文/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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