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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首度破七。隨着美元的加速貶值，世界金融和經濟秩序正在激烈博弈中謀求重構，這就是目前中國崛起所面臨的外部挑戰和機遇。
2000年，帶着廣國投之役的成功經驗，聲名大噪的王岐山回到了北京，就任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對他而言，重回理論戰線的從容或許能使他對實戰經驗有更多時間進行沉澱和總結。的確，暫時遠離“戰場”的王岐山從沒有被人遺忘。2002年，當海南房地產泡沫完全破滅，正在艱難尋找新生之路的關鍵時刻，王岐山再次被人記起。
2002年11月，王岐山來到海南，出任這個距離中國心臟最遠的省份的一把手——省委書記。人們希望這位“救火能手”能帶着他昔日的“救火”經驗，再造海南奇蹟。
然而，命運再次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意外。上任僅僅5個月、剛剛摸清基本省情的王岐山正躊躇滿志地謀劃海南未來之時，一場發生在幾千裏之外的“非典型肺炎”(SARS)，再次改變了他的人生軌道。
2003年4月，王岐山從海南空降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北京市代市長、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聯合工作小組副組長。這一次他要面對的，不是自己熟悉的金融問題，而是與金融毫無干系的傳染病危機。
此時，由於公衆未能及時獲知準確疫情數字，疫情信息不暢，多數公衆對這種神祕的致命病毒知之甚少，隔離和防護措施更是嚴重匱乏，從而導致疫情不斷擴大。
王岐山決心勇敢地揭開這個“蓋子”。而揭蓋子的後果則是：北京被感染SARS的患者數據和死亡數據比此前成倍擴大。從2003年5月初開始，幾乎每天上百人的感染數量令整個國際社會震驚。“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上任以來公佈的數字都是非常準確的，坦白的，北京現在每天上報中央的數字都是由我和劉淇同志一起簽字的。”王岐山堅信，公開透明和實話實說，將是戰勝SARS的一項重要法寶。“王岐山不想報喜不報憂，他喜歡說實話。”時任世界衛生組織(WHO)駐華代表的亨德里克·貝克達姆(HendrikBekedam)也願意這樣評價這位新任的北京代市長。
隨後，王岐山再次展示了他雷厲風行的風格。他開始在北京執行最嚴厲的篩查和隔離措施，在全市各大醫院建立專門的發熱門診。當他意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座防治SARS的專門醫院時，僅僅用了7天時間，一座現代化的醫院就在北京遠郊的小湯山投入使用。
很快，2003年7月份以後，人們看到，電視上公佈的SARS患者數量開始逐漸減少。人們的日常生活開始恢復正常，世界則再一次記住了王岐山這個名字。
2004年2月21日，任代市長長達305天的王岐山高票“轉正”。自此，王岐山再也沒有離開過北京，他的命運已經與北京緊密相連。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開，王岐山被擢升爲中央政治局委員。
這一升遷不僅開創了中國在任的城市市長首次進入中央政治局的先河，也開創了王岐山人生的新旅程。也正是從此刻起，人們對王岐山也有了新的“預期”。一個多月後，隨着王岐山辭任北京市市長，越來越多的人們相信，王岐山即將在2008年的全國“兩會”上再次被委以重任。
挑戰史無前例
2008年3月17日下午，在“兩會”即將進入尾聲的時刻，如人們所願，王岐山的名字進入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行列。人們相信，王岐山此次步入中央政府決策層，不僅是民衆，也是中國高層領導人對這位敢打硬仗、能打贏仗的“救火隊長”過往經歷和政績的高度肯定。他們期待着王岐山能再次打贏當前這至關重要的一仗：治理通脹。
這是一個高難度挑戰。2008年2月，居民消費價格(CPI)總水平同比上漲8.7%，創近11年來新高；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達到6.6%，創3年來新高。同時，進入2008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突破100美元/桶，創下歷史新高。此外，鐵礦石、農產品、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也幾乎全線創下歷史新高，對國內CPI、PPI上揚的壓力不斷增強。
金融數據更不容樂觀。中國自2007年曆經6次加息，目前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已達4.14%，而美國自次級貸款危機後歷經數次降息，美聯儲基準利率已經降至2.5%。隨着中國加息預期與美國降息預期的不斷增強，中美利差還將繼續擴大，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日俱增。僅進入200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就已超過4%，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突破7∶1關口。
一方面，傳統經濟學說主張應對通脹的典型措施——加息、控制信貸等做法將導致資本市場繼續下行，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人民幣與外幣利差持續擴大，熱錢套利加劇；另一方面，加快人民幣升值又將使出口受到削弱，影響就業，進而導致經濟出現滯脹。
因此，當前需要的，或許是對通脹形勢更全面、更精準的認識和判斷，進而採用更爲科學有效的金融調控工具。以宋國青、謝國忠等經濟學家爲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爲當前通脹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需求過盛，因而應當堅決加息，“刀快不怕脖子粗”，只要加息力度夠大，就能改變人們的通脹預期，讓他們安心把錢存進銀行，從而遏制通貨膨脹。而以花旗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等爲代表的“供給學派”，卻認爲當前通脹的首因是美元貶值導致國際石油、鐵礦石、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引發的外部輸入型通脹，因而主張以加快人民幣升值、推進節能降耗爲主要措施，以降低國內產品價格壓力，遏制通脹。
顯然，對本輪通脹形勢成因和應對措施的爭論不僅反映了學界的矛盾，同樣也反映了官方的分歧。就在此次“兩會”間隙，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呼籲採取措施應對外部成本上升，而央行行長周小川則認爲投資需求依然旺盛，存在進一步的加息空間，對人民幣升值問題則諱莫如深。“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人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儘管王岐山擁有應對1993—1994年通脹的成功經驗，但今天的中國已經深深地融入世界，成爲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與十多年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有效駕馭金融工具應對國際、國內的複雜因素，這對任何領導人都將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3月13日，謝國忠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而金融部門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協調配合也將是王岐山面臨的另一大挑戰。此前，隨着“一行三會”(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實施“大部制”的合併動議正式擱淺，尤其是在經歷了去年轟動一時的“5·30”印花稅事件後，如何加強“一行三會”之間以及“一行三會”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協調配合已經成爲擺在王岐山面前的當務之急。
與此同時，隨着外部經濟的突然疲軟，長期被看好的外貿形勢也變得迷幻叵測。海關總署公佈的最新統計顯示，2008年一季度，我國出口增長幅度同比降低6.4個百分點，進口增長幅度同比上升9.4個百分點，貿易順差同比下降10.6個百分點，淨減少50億美元。“內熱”未消，“外冷”已經初現。由此帶來的新風險，使中國經濟可能面臨既要防通脹，又要留心衰退的雙重困境。
正如溫家寶總理在3月18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所坦言：“目前最大的困難是物價過快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壓力，隱藏的風險是經濟可能出現的波動，我們必須在這兩者之間走出一條光明的路。”
這，或許正是王岐山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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