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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已深深融入世界的今天，如何有效駕馭金融工具應對國際、國內的複雜因素，這對王歧山來說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新挑戰
-各行各業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麼？因此，每到一個新單位，我總是希望低頭拉車，多做實事，多向其他人學習
-可以這樣講，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歷史恰好把“做市長”的這個機遇交給了我，我對這一點，還是能認識清楚的
-如果你們在生活中聽到有人批評我工作沒做好，儘管打電話告訴我
-我們的許多官員或許還沒想明白，輿論監督，有利有弊，但是說到底是利大於弊的
等我1990年代再次見到王岐山時，他已經做了廣東省的副省長了。有一次我們見面，談的是他奉命處理廣國投和粵海公司破產案的一些情況。再後來，他又“進步”了，調入北京，擔任市長。於是，2004年我們曾有一次長談。
我是做記者的，王岐山開門見山就說，我可不是接受你這個記者的專訪，你要是答應不報道，我才能敞開談……四年時間過去，這些經過刪節的對話，或許可以幫助人們認識王岐山，應該可以未經允許而對外公佈了吧。
做市長是歷史機遇
(談SARS)許多人說我是臨危受命、抗擊SARS、挽狂瀾於既倒，其實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這是一種歷史機遇。錦濤同志去陝西考察的時候參觀了陝西博物館，館長介紹說，王岐山在這裏工作過，錦濤同志很驚訝，回到北京開會時問我：你還在陝西博物館工作過呀？
你(指筆者)知道的，我是學歷史出身，站在歷史長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調你來了，既然歷史給了你這樣一個機會，那麼你只能盡力去做。從1980年代開始，我調來調去，工作經歷確實很“雜”，但是，從事的工作門類越多，參加工作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麼？因此，每到一個新單位，我總是希望低頭拉車，多做實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學習。
譬如社會上流傳的“京城四君子”，哪個人不聰明？哪個人沒能力？他們都是極聰明、極有水平的人，就說周其仁，他多有口才呀，他講課是很受歡迎的。可以這樣講，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歷史恰好把“做市長”的這個機遇交給了我，我對這一點，還是能認識清楚的。
今年(2004年)4月，央視記者王志(“面對面”欄目)找到我，說抗擊SARS一年了，能不能再做一期節目，回顧一下我到北京的這一年。我說不行，王志說，他(王志)都評爲抗擊SARS的英雄了，你這個抗擊SARS的市長在一週年的時候，怎麼反而不說話了呢？我說真的不行，抗擊SARS成功，功勞是中央的，是大家的。至於我，現在北京要做的事太多，還不是我接受採訪、總結成績的時候。
國務院新聞辦的趙啓正，也是幾次邀請我去舉行新聞發佈會，我也沒有答應。當然，如果你們這些記者不在，電視攝像機不在，市政府關起門來開會，我還是不客氣的，該怎麼說就怎麼說。
(談奧運)你知道的，我在北京有許多的老同學、老同事。見到每位老友，我都會拜託他們做個事——包括你在內，也是這樣——如果你們在生活中聽到有人批評我工作沒做好，儘管打電話告訴我。你知道的，我媽媽做過咱們大院的居委會主任，從某種意義上講，我現在也是北京市這個“大居委會”的主任。我必須給全體居民服務好，只能做好，不能做壞。
我來北京，五年任期恰好和奧運會的籌辦、舉行相重疊，因此，我還必須把這屆奧運會辦好。可以說，我這個任期的主要任務，就是要辦好奧運。而且，作爲北京市長，我還必須利用北京舉辦奧運的機會，力爭讓北京的城市化、現代化的水平，再上一個臺階，這就是我在本屆任期內的一個主攻目標了。
還有，我還不能把話說得太滿，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兩個任務——舉辦一屆成功的奧運和讓北京的城市化、現代化再上一個臺階，都面臨着許多困難，許多挑戰。譬如北京市的交通、環保、城市管理，都還有許多難如人意之處。我這樣講，並不是怨天尤人，不是的，任何國家處在中國、處在北京這樣的經濟發展階段，處在市場經濟的探索、轉型階段，都會出現類似的困難和挑戰，但我們必須努力，不能放棄。
(談調研)作爲市長，我真的是希望你們新聞記者能夠把你們看到、聽到的北京存在的問題、存在的不足，暴露出來，反映給我。我們的許多官員或許還沒想明白，輿論監督，有利有弊，但是說到底是利大於弊的。輿論監督必然會暴露北京的陰暗面，作爲市長，我雖然臉上無光，但暴露了問題，市政府纔有瞭解決問題的壓力和動力。這是幫我工作，也是推動我的下屬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譬如最近，我就在關注北京出租車的“份子錢”(管理費)爲什麼這麼高，出租車司機爲什麼會叫苦不迭。靠着市政府研究室的幫助，我大體搞懂了，北京一度有1400多家出租車公司，後來壓縮到200多家，有段時間，北京有過“倒騰”出租車公司營運執照的風氣，營運執照一倒手，就能賺一大筆錢。結果營運執照越倒騰越貴，那些花了大價錢搞到執照的人，必然想在最短時間內把正常投資和加價購買執照的費用，都賺回來，於是，這筆“倒騰”執照的費用就被轉嫁、分散到出租車司機頭上了，的哥、的姐每月交納的“份子錢”，自然被定得很高。怎麼解決，需要統籌考慮。
(這次談話，筆者曾問王岐山：你到北京之後，怎麼會瘦了這麼多？)王說：可不是，到北京工作後，我瘦了十七八斤呢！我夫人看了着急，說，這是怎麼搞的，催我趕緊去檢查。我去查了，你猜怎麼樣，過去不正常的血脂，現在正常了；原來輕微的脂肪肝，現在也消失了。你看，多幹事不會吃虧的。
儘管我不大願意接受專訪，但到了北京，這電視曝光還是太多，搞得我現在都不敢隨便上街了。過些日子，我請你吃飯，但我只能請你在市政府的小食堂一起吃個便飯，邊吃邊聊，你可別寫我的什麼專訪……
我後來始終沒敢去叨擾王岐山的這頓飯，我知道，他實在有更多更加重要的事要做，有更多更加重要的人要見。 (作者:老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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