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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走到哪裏，達賴集團總是表現得很“悲情”，訴苦被冤枉，聲稱受打壓。
這種“悲情”在達賴集團發表的“呼籲”和“聲明”中被描述得淋漓盡致，他們自己是“焦慮”、“同情”、“悲傷”、“憂慮”；中國政府則是“逮捕”、“酷刑”、“毆打”、“暴力鎮壓”。
如果只聽其言語，達賴集團似乎是世界上最可憐、最無辜的人——與“3·14”事件無關，卻受到了中國政府的“譴責”；沒想分裂中國，卻被“毫無根據”地批判；“一開始”就支持奧運會，卻遭到了無端的懷疑。
然而，如果沒有策劃煽動暴力事件，那爲什麼自首的人都招認是受達賴集團指使？如果不追求“西藏獨立”，那爲什麼還一直在組織流亡政府？如果真是支持奧運會，那爲什麼“藏獨”分子會破壞奧運火炬傳遞？
實際上，達賴集團的目的，是通過顯示“悲情”，“向全世界證明西藏問題不容漠視”。他們有着自己的打算：打“悲情牌”，可以轉移視線，推脫責任，自己是“受害者”，究責自然無從談起；可以博取同情，撈取資本，把自己扮成“弱者”，國際社會一同情，就有了向中國政府施壓的資本；可以製造對立，引發對抗，既扮演“受害者”，又充當西藏“代言人”，以此挑起漢藏矛盾。如此“悲情牌”，真可謂“一石三鳥”。
達賴集團打“悲情牌”，已不是一天兩天。早在1960年，達賴在與人合著的《我的故土和我的人民》中，就在極力塑造一個深受“外來壓迫”的西藏民族形象；在2007年的“支援西藏組織國際大會”上，達賴集團“國際西藏運動”歐洲女負責人次仁強巴大打“悲情牌”，面對電視臺的鏡頭啼哭訴苦，然而大會剛結束，該女士就和同事開懷大笑，手舞足蹈。
這些“悲情”表演，也得到了配合。一些西方媒體和政客，對達賴集團的暴行裝聾作啞，對他們的分裂圖謀視而不見；相反，卻把達賴集團的活動美化爲爭取人權、反抗壓迫，不斷強化達賴集團“弱者”、“受害者”的形象。
法國中國同學會會長何躍一針見血地指出，達賴集團在以“悲情宣傳”博取同情、欺騙世界。德國《明星》週刊蓋格斯也說達賴“並非無辜天使，而是一個成功的外交家”。而就在達賴集團表演“悲情”的地方，許多海外同胞開始抗議遊行，並圍繞“反暴力、反失實報道”，全方位向國際社會介紹一個真實的西藏。
其實，不管是裝“悲情”也好，扮“弱者”也罷，人們最終判斷是非的標準是事實真相。正如瑞典國際和平研究所專家克利曼所說，與強大的美國比起來，製造了“9·11”事件的本·拉登也是“弱者”，可誰又能說“弱者”就一定是正確的呢？
所以，奉勸達賴集團一句話：與其打“悲情牌”，不如放棄分裂祖國的行爲。只有這樣，纔會獲得人們起碼的尊重，纔不至遭世人譴責、被歷史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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