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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排頭兵”的貢獻
海南無論是人口還是經濟總量，佔全國比重都甚小，二十年來對國家最大的貢獻就是進行了一系列超前改革。作爲海南“小政府、大社會”體制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廖遜介紹說，1988年海南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倡導“多種經濟平等競爭”，率先建立精幹高效的行政機構，探索“小政府、大社會”，實行省直管市縣的管理體制。
1993年之後，海南又在全國率先實行“公司法人註冊登記制度改革”、“稅收徵管制度改革”、“土地使用權出讓招標分配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推行“燃油附加費制度”和針對審批制度的“海口三制改革(直接辦理制、窗口服務制、社會服務承諾制)”。2004年取消了農業特產稅，2005年提前一年取消了農業稅，2006年又率先實行農村中小學生的“兩免一補”……所有這些都直接爲國家的相應改革，創造了寶貴經驗。
廖遜特別指出，更具導向性的經驗還在於，海南在1993年最先“發明”了改革與立法相結合，直接以立法的形式促進改革，即“先立規矩後辦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並不爲人所理解，但是現在人們逐漸認識到，這是我們國家從人治走向法治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
而且，這種改革“排頭兵”的角色，在廖遜看來，一定程度上拜海南的“先天優勢”所賜。海南作爲省級經濟特區，享有特區立法權，區情又酷似中國國情：既有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又有相對落後貧困的內陸山區；既有城市，又有農村；既有漢族地區，又有少數民族地區；既有水源地山區，又有江河中下游平原……
因而，在人與人之間存在城鄉、地區、民族、社會階層和利益集團之間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又在人與自然之間存在着複雜矛盾。“與其他特區相比，任何改革措施，也許在海南行得通，纔會對全國具有指導性意義。建省、辦經濟特區最初十年，我們曾經充分利用了這個特殊的戰略地位。”廖遜說。
近些年來，有關海南“邊緣化”的議論時有出現。對此，廖遜覺得不奇怪，“海南地處祖國邊陲，原本就是廣東省內最貧困最落後的地區。如果不解放思想，不敢充當改革開放‘排頭兵’，自然就要回到邊緣。”回顧20年海南與全國大局的關係，他的結論是，海南什麼時候大膽闖、大膽試，自覺承當全國改革開放試驗區，就能夠引起中央重視、全國支持和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什麼時候思想不解放、循規蹈矩、不敢觸犯既得利益和部門利益，失去“特”字和“排頭兵”位置，就會陷入“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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