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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起直追
這個背景下，海南開始深刻反思過去成功和失誤的經驗。在海南的採訪中，無論是對話省委領導，還是與三亞市、洋浦開發區或者五指山市等市縣的幹部羣衆交流，本刊記者都感受到海南人對未來發展的認識和思考，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深度。
廖遜總結說，海南的命運與祖國大陸休慼相關，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越好，對海南發展越有利。國家財力越強大，越能加強在南中國海戰略凸起部位——海南島的全面建設，海洋主權也越容易得到實現；大陸的基礎設施越完備，越有利於海南產品銷往全國各地，同時也有利於全國遊客來海南；國內人民的物質財富越多、生活水平越高，消費質量要求就越高，也越有利於海南以最小的生態代價換取最大的經濟收益。
而且，只有背靠大陸，才能面向世界。廖遜分析，“我們與大陸靠得越緊，在世界各地的身價也就越高，因爲中國市場是21世紀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大市場。我們曾經期望與內地經濟脫鉤，與外部世界經濟掛鉤，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低估。在背靠大陸的過程中，不斷提高我們的競爭能力，纔有條件去縱橫國際市場。”
至於海南的對外開放，他認爲是以體制改革爲前提的，“因爲開放到什麼程度，取決於自身體制改革到什麼程度。假如建省、辦經濟特區之初，我們不提‘多種經濟成分平等競爭’，不大幅精簡行政機構和行政人員，就不會有早期的經濟繁榮。”可見，海南的進一步開放，仍然取決於體制改革的程度。
特別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海南幹部羣衆深化了對經濟發展和生態建設關係的理解。當今世界最和諧的社會、人與自然最和諧的國家地區，無一不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地區。非洲和拉美許多生態極其優越的地區，也無一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在廖遜看來，海南的社會和諧和生態建設也同樣取決於經濟發展，“我們不能犧牲生態環境去發展經濟，但是如果經濟發展不起來，就永遠改善不了生態環境。”
在此基礎上，他指出工業化是不可逾越的歷史發展階段，工業文明同樣不可逾越。威廉托夫勒所謂“衛星+鋤頭”的現代化道路，迄今沒有被任何國家的實踐證明。在海南這樣一個擁有近850萬人口的海島省份，尤其是在全面廢除農業稅而以旅遊爲龍頭的第三產業尚未崛起的時刻，工業在相當長時間內，都是無法替代的主導產業。而且，工業化不僅創造物質財富，而且創造精神文明。比如，節儉創業、愛惜時間、講究效率、嚴守紀律，都是海南不能不補的工業文明課。
正是在這種思想和觀念的深入過程中，十六大以來的海南決策層深化發展思路，通過逐步盤活房地產，摘掉了“投資高風險地區”的“帽子”，全面改善投資環境。在“一省兩地(新興工業省、熱帶高效農業基地和旅遊度假勝地)”的戰略規劃基礎上，實施“大企業進入、大項目帶動”的戰略目標，尤其是以2006年洋浦煉化項目爲標誌，迎來了海南經濟社會發展的再度繁榮。
2006年，全省GDP突破1000億元，地方財政收入突破100億元大關。2007年，西環鐵路全線通車、東環鐵路開工建設、中國新航天城落戶文昌、國家批准洋浦設立保稅港區、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可行性報告上報國務院等重大項目亮點，爲國內外矚目，也使海南進入建省以來最好的時期。
有不少觀察人士把海南此次繁榮歸功於“大企業進入、大項目帶動”的戰略，廖遜不太同意。他分析說，經過長達十年的艱苦努力，林立於海口、三亞街頭的“爛尾樓”終於盤活，“投資高風險地區”的“帽子”隨之摘掉，海南纔有希望從國內外金融機構獲得資金。此時，銀行監管制度日臻完善，政府已不能舉債，大宗貸款非資信高的大企業、大項目不可，纔有了上述戰略選擇。所以，歸根結底，改善投資環境纔是海南再次繁榮之源。
因此，這次繁榮是健康的繁榮，不是轉移財富，而是創造財富。無論是新興工業、熱帶高效農業，還是以休閒旅遊爲支撐的旅遊房地產業，都既不“炒作”也不“倒賣”，實實在在爲國家宏觀經濟拾遺補缺，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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