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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爾伯格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在西方引發的餘波還在繼續。美國《華爾街日報》2月14日的文章注意到了對北京奧運會新一輪施壓的這股勢力，稱“雖然距離今夏的北京奧運會還有半年之久，但有這樣一支‘代表隊’已經聚集了相當的人氣，那便是‘達爾富爾隊’”。“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運動員聚集在一個由社會名流和人權活動人士組成的聯盟旗下，並試圖以一個與中國和體育運動沒有直接關係的話題來與奧運會‘爭’光”。連日來，多家西方媒體也紛紛借斯皮爾伯格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一事攻擊中國。不過，在世界範圍內，要求公平對待中國的聲音同樣響亮，美國的“中國通”呼籲“別作奧運的破壞者”，馬來西亞媒體則警告說破壞奧運會“將激怒世界大衆”。
米亞·法羅：斯皮爾伯格事件背後的影子
在報道西方對北京奧運會新一輪的施壓中，很多媒體都提到了“米亞·法羅”這個名字，稱她是斯皮爾伯格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背後的重要人物。
現年63歲的米亞·法羅是一名美國演員，演過40多部電影。她出生於洛杉磯，父親是名導演，母親是演員。1966年，21歲的米亞·法羅嫁給了50歲的歌手弗蘭克·西納特拉，幾年後離婚。1970年她再婚嫁給一名鋼琴家，遭到拋棄的鋼琴家前妻爲此寫了名爲“小心年輕女孩”的歌曲抨擊米亞·法羅。1992年，米亞·法羅在與之同居多年的導演伍迪·艾倫的房間發現了22歲養女宋宜的裸照，鬧得沸沸揚揚，最後養女與伍迪·艾倫結婚。米亞·法羅一直高調鼓吹兒童權利、曾收養過十幾個孩子，2000年她成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
在米亞·法羅個人網站的顯眼位置，列着與蘇丹問題有關的十幾篇文章，時間最久的是2006年7月4日，最早攻擊中國的文章日期是2006年8月10日，題爲“中國的冷酷之心”，其他還有“種族屠殺的奧運會”、“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可以做更多”等。很多媒體稱，米亞·法羅去年3月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撰文對斯皮爾伯格進行了嚴厲攻擊，《泰晤士報》稱，斯皮爾伯格受到了來自米亞·法羅與其他一些好萊塢名人的壓力。2月12日，米亞·法羅的網站刊登了斯皮爾伯格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的聲明，米亞·法羅稱，“今天，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宣佈不再作爲藝術顧問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是非凡的良知行爲。我們希望斯皮爾伯格先生的決斷將影響到北京奧運會的其他參與者、贊助商及支持者選擇退出。這是對北京加大壓力的時候……”在美國總統布什表示會出席北京奧運會後，米亞·法羅的網站刊登了路透社題爲“布什說不會在奧運會上批評中國”的文章，她指責布什稱，“太可惜了。想想不然他會造成多大的聲勢。根本就沒有道德威信。這樣一來沒有哪個美國總統能比這位更能搞破壞的了”。
炒作達爾富爾問題的多是媒體和非政府組織
米亞·法羅代表的是美國的一股勢力，她屬於“達爾富爾奧運夢”組織。該組織專門針對北京奧運會，發起者包括米亞·法羅和美國的蘇丹問題專家艾瑞克·裏夫。位於紐約華爾街附近布勞街80號一座寫字樓的“達爾富爾奧運夢”組織，總部只有四五名正式工作人員，其理事長薩維特稱，該組織2007年5月啓動，目的是將2008年奧運會作爲一個契機，來特別關注蘇丹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並促使中國在將和平帶入達爾富爾的進程中起到領導作用。據瞭解，該組織的主要活動有：在經歷過種族屠殺的國家間傳遞火炬，在國際間展開“聲援”火炬傳遞活動，請求北京“將奧林匹克之夢帶到達爾富爾”；通過電子郵件、請願書和媒體向北京施壓；通過在奧運會中有聲望的個人向北京發出呼籲。記者瞭解到，“達爾富爾奧運夢”組織不大，總部人員不多，但有一定影響，其理事長原是媒體人員，有廣泛的國際聯繫，善於宣傳，他們利用現代化的通信設施，廣爲聯絡，與國際其他人權組織密切聯繫。不過，薩維特也承認，中國最近採取了一些非常溫和的措施試圖緩和達爾富爾的人道危機。另外，該組織反對抵制奧運，主張通過奧運會向中國施壓。
更早在達爾富爾問題上指責中國的是“拯救達爾富爾聯盟”，這是華盛頓的一個非政府團體，成立於2004年，目前由180多個宗教、政治和人權組織組成。該團體的活動宗旨是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達爾富爾種族屠殺”。它通過簽名、集會、向政要發送電子郵件等方式，吸引世界的注意。該團體主張對中國施壓，迫使中國採取措施結束達爾富爾危機。美國有人認爲這個組織爲媒體和公衆關注達爾富爾危機作出巨大貢獻，也有人說該聯盟只是一個美國政府支持的宣傳工具。
主張對中國施壓的還有“達爾富爾團隊”。該組織由美國奧運速滑冠軍喬依·齊克和水球運動員布蘭德·格雷納創建，並利用他們在賽場上而不是政治活動中建立的運動員關係網來擴大影響力。《泰晤士報》稱，這個組織目前有200多名退役或現役運動員成員。
美國國會方面也有人向中國施壓，2月12日108名衆議員給中國寫信，要求中國採取行動制止達爾富爾的暴力衝突事件。衆議院蘇丹事務議員團主席卡普阿諾稱：“在必要情況下，我們可以呼籲美國人在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期間不要打開電視機。”
中國國際問題專家金燦榮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在美國，提達爾富爾問題的多是媒體和一些非政府組織，而精英層和政府官員很少出來指責中國。達爾富爾問題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是個歷史問題，目前最大的現實是中國正作爲積極力量推動達爾富爾問題解決。美國的精英層瞭解這個情況，但一些非政府組織、媒體人員或者根本沒有去過達爾富爾，或者即使去過也只是看到現狀而不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想當然地把當地的災難和中國聯繫起來，再利用西方輿論霸權炒作，結果將一些零星的印象和看法變成了成見。
破壞奧運將激怒世界大衆
馬來西亞《星報》17日刊登專欄文章說，社會活動分子忘掉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奧運會精神。自古希臘開始，它就使政治遠離這個體育盛宴，交戰國可能不會因爲這個運動會而拋棄敵意，但以運動員身份參賽的士兵甚至會得到免遭敵人攻擊的保證。文章說，現代奧運會因爲過度商業化而令人擔憂，將奧運會政治化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文章還說，“活動分子可能很快就會知道，他們面臨的最大障礙不是奧運會贊助商或政府，甚至舉辦國中國，而是全世界的大衆，急切想看奧運會的人們會因爲一些人要破壞它而暴怒”。法國體育媒體日前調查願意批評北京的體育明星，結果應者寥寥。
西方很多媒體站在了斯皮爾伯格一邊，藉機指責中國的不乏其人，但其中也有冷靜的聲音。前世貿組織總幹事顧問雷曼15日在美國《全球主義者》雜誌上撰文稱，西方在達爾富爾問題上向北京奧運會發難表明了西方急於登上道德高峯的僞善，因爲西方至少掠奪了非洲一個世紀，其間支持了更專制的國家，對此世界都看到了。
西方炒作起來的達爾富爾問題在非洲也引發了各種報道。南非SABC新聞臺13日專稿援引路透社對北京居民胡先生的採訪，並就此評論道，“斯皮爾伯格導演的個人選擇，無疑將令中國喜愛他和他作品的影迷們大失所望”。南非《時事報》14日刊出讀者就此事的反饋，一名叫凱倫·洛特的讀者認爲斯皮爾伯格的做法是“符合普世原則的”；但另一位名叫卡萊布的讀者則不以爲然，因爲中國固然在人權方面有不足，但許多國家的歷史更差，比如曾對土著兒童實行同化的澳洲，搞種族隔離的南非，更不用說歐美了，如果南美人以殖民罪惡抵制巴塞羅那奧運會，蘇里南和印尼人以同樣理由抵制阿姆斯特丹奧運會，亞太國家以二戰侵略史抵制東京奧運會，阿拉伯人以衆所周知的理由抵制美國境內的幾屆奧運會，大家難道會覺得很合理？何況達爾富爾問題說到底並非中國的事務。
塞內加爾《達喀爾太陽報》文章說，就在斯皮爾伯格的個人行爲將衆多關於達爾富爾的爭議一窩蜂引向中國之際，達爾富爾的人道危機在惡化。該報道援引當地一個人道主義組織發言人艾爾的話稱，達爾富爾衝突雙方的互不信任和對和談的消極態度讓當地局勢滑向“失控”的深淵，而這一切並不能通過幾個名人對北京和北京奧運會喊叫幾聲就可以解決，因爲“癥結並不在此”。
中國無須顧慮太多
2月15日，美國東西方研究所總裁睦融霜先生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在籌備奧運會方面，中國政府到目前爲止做得相當不錯。但是必須看到，這也是一個四年經歷一次的嚴峻考驗，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會發生，例如當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就發生過爆炸，當然那次並不是有組織的恐怖襲擊。當時亞特蘭大的經驗之一是：冷靜處理，沒有進一步擴大民衆的緊張情緒。儘管發生了爆炸事件，但人們仍認爲亞特蘭大奧運會是一次成功的奧運會。對中國來說，可以學習亞特蘭大的經驗，遇事要保持鎮定，要有充分準備，不要過度緊張。
睦融霜說，4年前，雅典奧運會時，爲防止恐怖襲擊，政府採取了強硬防範措施，中國同樣可以學習，也可以向國際社會宣示，這就是國際標準。至於對待各種議論與批評，中國要區別看待，認識到什麼是正常批評。正常批評對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對一般國家是一種，對美國、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一種，當然要防止最壞的情況。由於中國與美國都是大國，遇到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批評也屬於正常，誰讓你是大國呢。況且中國現在正在崛起，更容易引起關注。中國只需要將自己的事情辦好，執行正確的內外政策，其他不要顧慮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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