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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內向，甚至笑起來有些羞澀的傅瑩，有着中國女性特有的溫柔和賢淑。
而這位從內蒙古草原走出來的中國第一位少數民族女大使，更有外交官的敏銳、智慧和大草原帶給她的堅毅與剛強。
3月中旬在拉薩發生打砸搶殺燒暴力事件，以及隨後一些“藏獨”分子衝擊我駐英大使館、干擾北京奧運火炬在倫敦傳遞以來，英國某些媒體“一邊倒”地歪曲報道中國。作爲駐英大使，傅瑩在英國政界、商界、學界、新聞界東奔西走，接受英主流媒體採訪並發表文章，用自己的話向英國公衆介紹真實的中國以及西藏問題背後的真相。
用數字和事實講述中國
不少英國人想當然地以爲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卻不知道英國曾兩度入侵這片早已融入中華版圖的土地；在一個叫喬治·埃弗里斯特的英國人19世紀初到達西藏的100年前，當時的中國政府就曾先後兩次派人對這片神祕的雪域高原進行了測繪，乾隆年間(1760年)出版的地圖上已經出現珠穆朗瑪峯的字樣，而多數西方人卻認爲世界第一高峯是這位當時擔任駐印度測量局長的埃弗里斯特先生的“發現”，並至今仍沿用“埃弗里斯特峯”這個帶有濃厚殖民色彩的名字。
殊不知，在這個埃弗里斯特的爺爺出生之前，西藏人已經給這個庇佑他們上千年的山峯奉送了一個美麗的名字“珠穆朗瑪峯”，意思是“聖母之地”……
4月15日上午，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的一席話在倫敦市中心議會大廈旁的伊麗莎白二世會議中心博得了陣陣掌聲。
連續多日向英國政界、商界、媒體和學術界進行講演、研討之後，傅瑩大使的嗓音沙啞，但她幾度被咳嗽中止的講話仍然成爲由約300名英中政治和經濟界人士參加的“中國與英國——可持續發展中的夥伴”研討會的高潮。
傅瑩說，我們不應該讓信息鴻溝阻礙英國人認識真實的中國。
“英國一些媒體不實報道說中國人沒有言論自由，但我可以給大家講一個例子。”
在今年“兩會”期間，中國的中央電視臺聯合中國最有影響的網絡之一開展了一個“我有問題問總理”的提問徵集活動。在活動開啓兩個星期內，有4000萬網民登錄上網，粘貼了300萬個問題。這些問題中，有關心物價的，有關心自己家庭困難問題的，也有爲國家發展獻計獻策的，對總理工作提出問責的有之，對國家政策批評的也不少。
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何以能有如此多的人對國家總理提出如此多的問題？
傅瑩大使就西藏問題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即席發言，使中英商界的這個經貿研討會達到高潮。不少人利用會議休息時間爭着與大使拍照、交換名片，幾位來自中國的代表拉着大使的手不住地說，“您說的太好啦，太好啦！”
幾位英國官員也很禮貌地與這位女大使握手，致意……
“我”和中國
“我是蒙古族人，蒙古族是中國56個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英國有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4個民族，而中國有56個民族。包括藏、蒙、漢等民族在內的56個民族在中國這個大家庭裏和睦共生，這就是中國文化。”
傅瑩在4月初一個重大集會上的此番講話，使不少人對中國多民族和諧共生的現實有了一些瞭解。
“我自己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和堅定的支持者”。談起3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她也忘不了從自己講起。
“我”在她與英國人交流中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似乎她是在刻意把受衆引導到她的親身感受中去。
4月5日，在奧運火炬倫敦傳遞的頭一天，傅瑩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她談到：“西藏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吸引我多次前往，留連忘返。西藏獨特的歷史和文化使她在整個中華文化中佔據特殊的地位。”
一句話勾起人們對這片神祕土地的嚮往。
在4月13日發表在《星期日電訊報》的文章中，傅瑩開始就這樣寫道：
“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着窗外漫天飛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奧運火炬倫敦段的傳遞將會怎樣？”
“……在返回機場的大巴上，北京奧組委年輕的女士們，包括前奧運冠軍喬，都堅定地認爲是全英國的人在跟她們作對。一個女孩說，‘這哪裏是養育了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的國家啊？’另一個說，‘英國人的紳士風度到哪兒去了？’我花了很長時間試圖說服他們，但從她們潮溼的眼睛中我明白，我沒有做到。”
作爲一個代表13億人口大國的大使，傅瑩並沒有一些人想象中的那樣“斬釘截鐵”、“器宇軒昂”，她採取的是一種心與心的交流、靈魂與靈魂的碰撞。
“80後中國年輕一代成長在國家不斷繁榮富強、人民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社會自由度不斷擴大的年代。在最近事態的衝擊下，他們開始對西方世界進行新的集體的反思。
“我的女兒也是西方文化的愛好者，在我們週末長時間的網上交談中，她至少問了幾十個‘爲什麼’。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的困惑。很多對西方持有浪漫看法的年輕人，對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的企圖十分失望，而妖魔化往往會引發相應的反作用。”
“我衷心希望通過這些事情中國的年輕一代能夠對西方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西方國家仍然是中國改革進程中的重要夥伴。”
對英國廣播公司有明顯傾向性的報道，她這樣寫道：
“一個年輕朋友看了BBC對火炬倫敦傳遞的轉播，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樣，很多人可能從中領悟到，中國融入世界不是憑着一顆誠心就可以的，擋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這堵牆太厚重了。”
“而在這堵牆的另一邊，情況則完全不同。看着這一切，我不能不對中國和西方國家公衆之間彼此印象向兩個不同的方向下滑的趨勢深感憂慮。”
駐外大使是一個國家的代表，但從另外的角色看，他們更是一座座橋樑。在批評不負責任的英國媒體的同時，傅瑩大使顯然留有分寸，表明自己對促進友好、加強理解的立場——用一個女人、一位母親特有的細膩和善良，一個職業外交官的敏銳。與英國社會溝通
4月10日，傅瑩大使應邀走訪了英國電訊媒體集團總部，會見了集團主席、首席執行官和集團旗下的《每日電訊報》《星期日電訊報》的主編們。
傅瑩譴責對火炬傳遞出現的破壞活動，並質問這些新聞從業人員：“爲什麼一對新婚夫婦以車隊爲背景拍照留念，廣大華人華僑、中國留學生熱烈歡迎、積極參與火炬傳遞活動的鏡頭都被媒體忽略了？爲什麼媒體更關心那些干擾活動？”
電訊媒體集團高層和兩位總編也承認，“一些媒體的報道缺乏客觀性，很容易誤導公衆”，並說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我們的新聞機構完全沒有掌握足夠的知識去了解，這對今後的報道會很有影響。並提議中方也應該探討如何更好地與西方新聞機構多接觸，多提供另一方面的信息和聲音。
最後的成果之一是請傅瑩大使給他們撰文投稿。《火炬傳遞之後的思考》，就是傅瑩在與電訊媒體集團高層對話之後，在《星期日電訊報》上發表的。
文章發表當晚，在網上引發英國公衆的熱烈辯論，兩天上傳的跟帖評論達650多條。用一位網評的話說，這是“伊拉克戰爭之後罕見的熱烈爭論”。
這些評論或詢問不乏符合事實的真知灼見，但不少確實顯示了英國人對包括西藏問題在內的中國歷史和現狀的信息匱乏。
“作爲外交官，我一直試圖與駐在國的民衆溝通，但通過英國媒體最近對中國的不切實際的報道，我發現我們過去在與政府的溝通方面做的努力比較大，通過媒體和其他渠道加強與民衆的溝通應該也是我們工作的重要部分。”
“當然，與習慣於獵奇的西方媒體打交道除了勇氣之外，更需要智慧和耐心，少不了繁複、艱苦的工作，爲此，我和我的同事要做更多、更艱苦的工作。”
沒有人計算過傅瑩這一個多月來的工作量，但她嘶啞的嗓音，讓包括英國朋友在內的聽衆都爲之感動。過度疲勞的她似乎沒有力氣再提高音量。但無數英國人、中國人對她講演的熱烈反應似乎再度證明了“有理不在聲高”的老話。
從大草原到世界舞臺
傅瑩1953年出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1969年到生產建設兵團勞動三年，這三年她一邊往返於兵團各個點，給戰友們放映電影，一邊堅持自學了高中課程。
回憶起當年，傅瑩說：“這是一段很艱苦的經歷，但並不都是不愉快的，當時十五六歲的年輕人，苦在一起也樂在一起。在生產建設兵團的經歷中，我印象最深的體驗就是身體的極限、飢餓、寒冷、體力透支、政治上的壓力、精神上的磨練，等等，這確實是我人生最寶貴的財富。上山下鄉鍛鍊了我能夠吃苦、堅毅。”
1973年傅瑩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學習。1977年畢業後進入了外交部。從1978年起，傅瑩先後在中國駐羅馬尼亞使館和外交部翻譯室、亞洲司工作，歷任職員、隨員。1985～1986年被派往英國肯特大學學習。
1986年回國後，擔任外交部翻譯室三等祕書，後被提拔爲英文處副處長。其間，傅瑩曾爲鄧小平、楊尚昆、江澤民、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擔任翻譯，多次陪同代表團出訪、參加聯合國會議、參加雙邊或多邊談判等重要外交活動。
1998年11月，傅瑩被江澤民主席任命爲中國駐菲律賓第八任大使。她成爲中國第一位少數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國最年輕的女大使。
2000年4月，傅瑩出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此後四年，她經歷了東帝汶危機、阿富汗戰爭、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等事件，並參與處理朝鮮半島核問題、推動六方會談。
中、朝、美三方第一次在北京舉行談判時，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傅瑩作爲中方代表團團長與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副局長李根、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率領的代表團進行了會談。她的外交才幹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參加完第二輪六方會談不久，2004年3月，傅瑩出任中國第十任駐澳大利亞大使。雖然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派駐女大使，且在其後的20餘年，先後有37位女性擔任過駐亞非歐美等國家的大使，但中國女大使最初大多集中在亞非一些中小國家或北歐諸國，傅瑩出使澳大利亞，無疑是一個不小的突破。
去年4月，傅瑩從澳大利亞轉到倫敦，接替卸任的查培新大使。
進入外交部後，傅瑩就很少有機會回內蒙古，但不管走到哪裏，她依舊忘不了內蒙古，忘不了奶茶的香甜。
傅瑩說，她很喜歡聽內蒙古的長調。“蒙古歌曲的CD是我送禮的專項，有的外國友人聽了之後，還專門給我發來E-mail，講述聽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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