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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暴力事件，及隨後圍繞奧運火炬傳遞所發生的種種風波，在不同層面上引發了中西媒體、知識分子、民衆的一場論戰。隨着論戰在歷史認知、民族關係等問題上的深入，折射出一組重大問題，即如何“定義中國”？“中國人”這一概念的外延和內涵是什麼？如何看待民族(族羣)與國族關係等。紛擾過後，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對內理順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對外消除誤讀與偏見，以理性健康的中華民族主義，支撐現代中國的發展。
不少國人批評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的報道，焦點集中於媒體對事實的掩蓋和歪曲。但筆者認爲更爲嚴重的，是西方長期以來，對“中國”(China)概念的誤解和誤用，導致只要一說到中國的民族問題，誤導立即產生。比如，西方媒體在報道中一律將騷亂說成是“藏人(Tibetan)反對中國人(Chinese)”。這樣的用詞，潛移默化地將藏族排除出了中國人的範疇。按照此種邏輯，不但藏族不是中國人，維吾爾族、蒙古族，甚至回族、滿族、朝鮮族等，都被剝奪了“中國人”的身份。
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簡單來說，是西方世界將中國這個多民族共同體，用“一個族羣、一個國家”的邏輯來理解，否定或者割裂了東亞這片土地上，各個族羣之間複雜而多元的歷史及政治聯繫。英語中Chinese一詞，並沒有像漢語“中國人”那樣，明確表示生活在中國境內的所有族羣的公民。在涉及國內族羣問題時，其意義縮小爲僅指漢族，最多再包括一些和漢族語言、文化相近的族羣。更爲顯著的例子是：當表示語言時，Chinese一詞，即等於“漢語”，絕不包含藏、維、蒙、壯等其他“中國語言”。
同樣的認識差異，也反應在西方以單向的民族史邏輯，錯誤解釋中國歷史。不少西方人認爲，諸如蒙元和滿清這樣由非漢族建立的朝代，不算“中國史”，傳統“中國”的北疆也僅至長城。而新疆、西藏、蒙古、東北等地從未屬於“傳統中國的主權範圍”。因此他們不顧中原與西藏上千年的文化、政治聯繫，而用“中國殖民—西藏反殖民”的歐式語言，簡化、醜化兩者的關係。此種論述的癥結，在於概念誤植，時空錯亂，照搬源於歐洲的現代國家結構和觀念，來認識東亞歷史。須知中國傳統的史學敘述，從不以族裔血統爲正統，漢族本身也是衆多族裔融合的產物。官修“二十五正史”中，很多政權都非漢族建立。族羣矛盾與鬥爭並未影響這些政權同屬中國史。
筆者願意把“Chinese”與“中國人”之間的概念差異，理解爲中西交往過程中的“錯譯”。但我們應當意識到，這種差異所造成的後果，是“中國人”這個整體概念在西方語言中的缺失。
當今民族國家中的國民，大都有其明確稱謂。比如“美國人”、“法國人”等。即使因爲移民等原因，帶來族羣的多元化，這些稱謂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概念是清晰的。在美國，不同族羣都從屬於“美國人”這個大概念之下，如“非洲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即使有族羣矛盾，在用詞上也不會出現類似“非洲裔美國人反對美國人”這種不合邏輯的對立。
觀察西方媒體的西藏報道則會發現，“中國人”這一概念在西方語境中仍未確立其現代國際政治和國際法意義。也就是說，包括56個民族、組成現代中國的13億人，至少在西方日常用語範疇內，是一個被否認身份的、無名的國族。
我們當然也需要承認，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和“中國人”，是在清帝國逐漸衰落、民國及共和國相繼建立的過程中塑造的。它和傳統的“中國”概念既有重疊，又有本質區別。我們需要嚴謹地作出區分。所謂爲中國“正名”，並非單純的語言問題。語言是知識的載體，而知識就是權力，知識———特別是當代西方對於東方的知識———有時更是霸權。所以，只有由此下手，才能真正瓦解西方霸權的根基。(作者宋念申達巍分別是芝加哥大學博士生、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員副研究員；原文刊於2008年4月28日《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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