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民國知識分子史熱：新文化運動後再次啓蒙

　　透視民國知識分子史熱

　　唐小兵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裏，知識分子不但是書寫歷史的主體，同時也是歷史書寫的對象，他們通過歷史記憶來接續和重塑文化認同與價值體系，而其自身在歷史情境裏的行動、選擇、言語與心態又成爲後繼者發掘精神資源的重要媒介。在古代中國，這自然反映了一種知識與權力的互動關係，知識爲權力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而權力進一步確保知識的神聖性和有效性，其集大成者就是科舉制度與普遍王權的內在結合，可以說，在古代中國，知識人既是社會的立法者，又是道德原則的闡釋者，是揹負着雙重使命的社會精英。

　　但知識分子的這種角色，在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和1912年帝制崩潰後，便日益黯淡，乃至解消。在20世紀的一系列革命和運動中，我們可以窺見的是知識分子作爲一個羣體的迅速邊緣化，在經濟、政治乃至文化上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邊緣化，知識分子不但喪失了作爲權力的立法者的身份，甚至連闡釋者的角色都無法扮演，最後淪落爲完全服從型的理論工作者，喪失了所有的獨立性和批判性。造成這種狀況的除了衆所周知的政治權力對知識分子的羞辱、迫害和壓制外，也同時伴隨着部分知識分子的自我邊緣化，在精神上不斷自我矮化，自我羞辱，將自身所具有的精神曲解成與平民、民主方式相牴觸的人格特徵，自動或被動地接受了反智主義、民粹主義的粗鄙文化，最終流氓精神、痞子文化主宰了政治文化，權術壓倒道統，學術淪爲政治的婢女，結果是20世紀中國人心靈生命的萎縮與精神世界的崩塌。

　　也許，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纔可以更清晰理解近些年來在中國大陸方興未艾的民國知識分子史的熱潮。克羅齊曾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人們對於民國知識分子歷史的興趣，所折射的也許不僅僅是對於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羣體的緬懷與哀悼的情緒，更多的是指向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希望通過這種對於民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生命、學術世界與社會生活的書寫，來爲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乃至今天的中國文化灌注一種“隔代的養分”。

　　近些年這種對於民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書寫，至少具有雙重的啓蒙作用，它既是對於一直以來被官方歷史所掩蓋、忽視或者曲解的民國知識分子歷史的重新發掘，是在拆卸政治文化強加給歷史書寫的意識形態後的重新照亮，與此同時，這種對民國知識分子的書寫與記憶也是對現狀的啓蒙與照亮，它從民國知識分子的言語和行動裏借來精神的火種，把那一套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啓蒙話語重新引進今天的中國社會，以承接未完成的啓蒙任務。

　　民國知識分子史成爲一個聚焦點，吸納着各種力量的積極參與，也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在學院體制內，余英時對於知識分子邊緣化的整體分析、王汎森對於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形象轉變之區分、錢理羣對於20世紀知識分子精神史的持久關注、許紀霖對於20世紀前半葉知識分子的心態史與政治思想的研究、羅志田對於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文化的一系列論述、章清對於胡適派自由知識分子階層的書寫等，這些學者的著述代表着學院體制內對於民國知識分子歷史的最成熟的研究。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年來，學院體制外，也悄然興起了對於民國知識分子史的研究熱潮，到目前也蔚然大觀，獲得了一個廣泛而穩定的讀者羣體。他們往往並非歷史系科班出身，但是卻對於民國知識分子歷史有着強烈的興趣，而且廣泛搜閱史料，形成密切互動的共同體，用力甚勤，涉獵範圍甚廣。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傅國涌、謝泳、範泓、張耀傑等人。傅國涌的著作已成爲近些年出版界一個持久的熱點，他對於民國知識分子史的私人述說，既注重史料的敘述，又不乏理性的分析，同時還有一種激情盪漾其間，尤其是其寫作的速度之驚人令許多同行只能望其項背而興嘆。謝泳更曾是一個“老牌的學院體制外學者”，他從一本刊物(《觀察》)、一個人(儲安平)一所學校(西南聯大)擴展到對整個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羣體的研究，他的著述介乎學術論文與歷史隨筆之間，既有一以貫之的精神志趣，又有紮實的史料採掘和分析功底，而且文字平實簡潔，不故作誇張之詞以聳人聽聞，可又能讓讀者領會到文字背後的深沉的關懷。範泓對於雷震和《自由中國》知識羣體的研究則爲大陸的知識分子書寫增添了來自臺灣的精神養料。張耀傑對於歷史背後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勢力、政黨文化繁複的關係的再現，也爲我們提供了宏大敘事的歷史之外的現場感和細節性。還有一種雖然身在學院體制內，但其知識分子史的寫作更接近學院體制外的研究者，而且其交往網絡更偏向學院體制外的同人，比如南京曉莊學院的邵建。

　　民國知識分子熱的典型表現是出版物的繁榮。這些年，大凡書名中有“知識分子”字樣的，都成爲圖書市場上的熱門圖書。比如余英時的《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從知識分子個案的角度梳理歷史中的隱祕的內心世界；許紀霖在繼《中國知識分子十論》獲得國家圖書館首屆文津圖書獎後，結集出版的民國知識分子個案研究《大時代中的知識人》也獲得好評，其所編輯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更成爲知識分子研究的必讀書；羅志田的《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將這個時段的知識分子在文化與政治之間的困惑與取捨做了細緻的爬梳與解讀；章清的《“胡適派學人羣”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是學院體制內對胡適這個自由知識分子羣體的集中研究。

　　傅國涌的《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爲理解那個大轉折的年頭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錢理羣的《1948：天地玄黃》雖是早期著作，可仍舊是理解抗戰結束後、內戰結束前各類知識分子的心態與選擇的最好文本之一；謝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和《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已成爲研究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典範之一了；其他諸如邵建的新著《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範泓的新書《隔代的聲音——歷史勁流中的知識人》、張耀傑的《歷史的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徐百柯的《民國那些人》、馬嘶《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等都是以民國知識分子作爲書寫對象的著作，並且都在圖書市場上較受歡迎。

　　與書籍出版的繁榮相對應的就是發表關於民國知識分子的文章的刊物的興盛。可以說，對於民國知識分子的書寫與出版，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鏈條。學院體制內的學者往往可以“雙管齊下”，既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這種史學專業雜誌發表學術體的研究知識分子的論文，也可在《讀書》等非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具有研究性的歷史隨筆。而學院體制外的學者、作家往往大都是在《讀書》、《隨筆》等同類刊物上發表對民國知識分子的研究。這種思想文化類刊物是承載民國知識分子史的主體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新出現的思想文化或文化休閒類刊物也是發表民國知識分子研究的陣地，比如《書屋》雜誌，尤其對民國時代的報人知識分子給與了充分的關注。《萬象》也刊發了一系列的對於民國知識分子的追憶或研究性文章；一些以書代刊的出版物，比如《良友》和《溫故》等，時有對於民國知識分子的口述史，往往以敘述題材爲主，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除了這些專業雜誌和非專業雜誌是出版民國知識分子研究的園地外，還有一類兼具學術研究和“非學報論文類寫作”的思想文化雜誌，也發表了一系列的對於民國知識分子的研究文章，例如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和廣州的《開放時代》，我們可以看見這兩個刊物似乎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公共性和前沿性，幾乎所有在民國知識分子研究領域有所成就的人，都曾在這兩個刊物上發表過文字。

　　除了這些雜誌以外，一些報刊也是發表民國知識分子研究的空間。這些報紙的發行量大多數都勝過上述雜誌，所以往往能夠爲研究民國知識分子歷史的學者、作家開拓更多的讀者市場。

　　在民國知識分子史的熱潮裏，有一股支流也值得給以特別的注意，這就是經歷過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不管是自己撰寫，或者口述，因爲是親歷歷史者的私人回憶，富有強韌的歷史現場感和生動鮮活的細節，並且由於這些老人又都經歷過反右、“文革”等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所以這些對於民國的追憶在衆多的民國知識分子史中顯得尤其珍貴。

　　縱觀這些對於民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書寫，可以管窺到一些共同特徵。從研究者來看，對於民國知識分子史進行研究的大都是學院體制內的自由知識分子，或者學院體制外的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學者和作家，這個研究羣體多數是少年時代經歷過“文革”，在恢復高考上接受教育，並且大都在1980年代參與過新啓蒙運動，在對於反右、“文革”的反思和文化熱中重新確立自由和民主作爲普世價值的現代理念，其知識結構、家庭出身、生活經歷與話語方式雖然多種多樣，但若仔細考究，卻存在一種認同、發掘與擴展啓蒙價值的“態度的同一性”，對於代表世界潮流的自由與人權有着大體一致的認可，他們都自覺地與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抱持着或者拒絕或者疏離或者反抗的姿態。

　　從研究對象來看，這些歷史著述絕大部分集中在民國知識分子中偏向自由主義的羣體，或者是對民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重新書寫，這樣研究注重分析在以往的官修史書中被忽視的兩個重要分支，通過對這些知識分子的言論、學術精神、自由意識、交往網絡、思想觀念、公共活動、政治選擇等各個層面的分析，試圖展現其整體性的或個體性的人格氣象與真實面相，從而使得民國知識分子不再是一個單一的或者完全兩極化(非左即右)的知識羣體，讓歷史中的知識分子掙脫其強加於其的標籤與符號，呈現其內在的緊張與精神的多元。

　　從研究志趣與寫作特徵來看，這些歷史作品大都具有可讀性，充滿細節與敘述，強調讓敘述“說話”，強調對於民國知識分子的行爲、言論與選擇有一份“同情之理解”，知識分子的歷史書寫日漸脫離政治意識形態的油彩，也擺脫被理論話語宰制的被動狀態，知識分子史首先是關於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時代裏的個人或羣體的故事史，講故事或者說歷史敘述的藝術重新成爲寫作者關注的焦點，自然，這種知識分子的故事不同於說書藝人的故事或者虛構性的歷史小說，而是建立在對於研究對象的所有相關材料的細緻的文本細讀的基礎之上，是用可靠的史料串聯而成的故事，而不是以自身的價值與判斷來裁剪歷史。這也是民國知識分子史爲何能獲得讀者廣泛認可的原因，它們讓讀者在一個個知識分子的故事裏獲得啓蒙、感受氣節、認識歷史。

　　從學院體制內外的比較視野來看，學院體制內的學者所撰述的知識分子史往往有一種比較明確的、甚至是比較固執的問題意識，他們探尋歷史真相時有着濃厚的知識取向，換言之，他們常常在嚴格的學術標準下強調核心概念的界定與分梳、材料與論述的結合、局部細節的透視與整體歷史的觀照的相融合，而學院體制外的學者和作家的知識分子史寫作，往往更注重在歷史材料裏發掘跟我們固有的認知模式相異的部分，他們大都沒有將知識分子史理論化、學術化的衝動，而喜歡講述不同歷史時空的知識分子的個人或羣體的故事，尤其注重採掘知識分子在面對政治強權時所表現出的氣節與精神，以及如何爭取民主和自由的細節。

　　因此，可以說學院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史具有鮮明的道德取向，致力於發掘具有道德人格完整性與純粹性的知識分子歷史。或許正因爲這樣的原因，前者往往不滿足於僅僅講述故事，而傾向於分析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爲的來龍去脈，後者往往對於所研究的對象的人格有着一份深切的認同，或者批判，側重對於知識分子在歷史夾縫裏的心境與心態的描摹。這就導致前者的文本的政治立場往往是草蛇灰線，無跡可尋，後者的文本則如梁啓超的時務體，“筆鋒常帶感情”，痛快凌厲，直指人心。

　　從知識分子史熱的時代背景來看，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衆，在面對威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和全面興起的消費主義文化和犬儒主義文化時，他們在閱讀民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時產生了一種深深的共鳴。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訴求的自由、民主、科學與博愛等普世價值仍舊沒有深深地紮根於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之中，民國知識分子重建其作爲社會重心的努力、以及建設一個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學術社會的奮鬥歷程，都讓今天內外交困、進退失據的知識分子有着深切的理解與認可，民國知識分子在面對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困境所展現出來的智慧、經驗乃至教訓，也成爲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接續“啓蒙運動”的起點，甚至包括民國知識分子所使用的知識資源與道德話語，都成爲這羣知識分子史寫作者批判性地直面今天的中國現實的精神與意義之源。換言之，民國知識分子史熱，表面上是“歷史的熱浪”，其實背後翻騰的是“現實的潛流”，是知識分子在新的語境下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方式。

　　不容否認的是，民國知識分子史熱並非白璧無瑕。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其實在筆者前述文字的分析中已然初露端倪。民國知識分子是一個具有極大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的指稱，就其所包含的知識羣體而言，從宏觀方面而言，至少有左、右之分，也就是左翼文人與自由派知識分子。衆所周知，從90年代以來，自由、自由派、自由主義等語彙是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的核心詞彙，乃至朱學勤在1998年宣稱“自由主義浮出水面”，顧準熱、陳寅恪熱、胡適熱等都應該在這個歷史語境來理解。

　　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對民國自由知識分子的研究和寫作成爲知識界和出版界的一個持久熱點，受到自由主義社會思潮的影響和鼓勵，對民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或者底色是自由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研究成爲諸多學者、尤其是學院體制外學者樂此不疲的興奮點。謝泳就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針對記者所引述的一些批評者認爲謝泳與研究對象之間缺乏必要的距離、太過於正面肯定胡適等人、而喪失了批評的力度時說：“他們都倒黴，太倒黴了！歷史愧對他們！”而其朋友丁東更是直言不諱地說，謝泳並沒有拔高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是爲其正名，從其一再被貶斥和侮辱的歷史裏拯救出來。

　　這樣一來，可以看見民國知識分子裏的左翼陣營遭到有意或無意的淡化、忽略或否定。這樣自然就損害了民國知識分子在整體上的完整性，導致“左膀萎縮”而“右臂發達”的不對稱狀況。這從謝泳、傅國涌、邵建等人的自由主義式的價值追求來說自然無可厚非，但作爲一個整體的歷史現象，民國知識分子史熱應該更多元，更豐富。退一萬步而言，在我們重建今日中國的精神世界的時候，從民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尋求知識資源和精神力量自然是至關緊要，但是左翼知識分子的話語方式、思想習性與行爲模式，從其民國時期與政黨政治文化的關聯，尤其是建國後直接與政黨文化的聯姻，其實對於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巨大，不對這一翼過去的選擇站在歷史的角度同樣持“同情之理解”，同時，對後來的演變進行刮骨療毒式的精神反省和歷史反思，既非直面歷史的精神，同樣也會制約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價值在當代社會的生根發芽。

　　其次，民國知識分子史的熱潮雖然是出版界和知識界的一股“勁流”，但是這些作品大都依據知識分子所留下的日記、書信、言論、報刊雜誌、相關檔案、公文來展開的，這些研究者對於民國知識分子史的歷史脈絡大都有“具體而微”的瞭解，對於相關史料也比較嫺熟。對於知識分子的興趣是引動他們進行閱讀、分析和寫作的基本驅動力。但是，我們仍舊得注意，知識分子史是無法脫離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的，如果對於近代中國歷史之變動以及發展之方向，包括各階段之差異，缺乏一種宏觀的理解與審讀，僅僅就知識分子而探討知識分子史，則會限制知識分子史的胸襟與氣度，最後就似乎變成知識分子在“自說自話”了，這就導致知識分子史的作品顯得瑣碎與斷裂，缺乏一種史華慈所言的在處境、意識與行動的三維架構裏來理解歷史的張力。從這個角度而言，知識分子史研究需要與近現代中國史的研究者進行更密切的合作與交流，尤其是學院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史研究者，更需要與學院體制內的近現代史研究者進行互動。而這些目前顯然做得不夠。

　　再次，儘管民國知識分子史成爲一個熱點，寫作者也賴此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可，但我們可以看見民國知識分子史的研究者雖是一個多元的羣體，但卻並非一個能夠形成共識且能有效交流的羣體。這裏，最突出的是學院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史研究者跟學院體制內的研究者缺乏必要的互動，甚至出現前者認爲後者是在無意義地炮製“學術八股”和“學術黑話”，而後者也常常會覺得前者的作品雖然“叫座”，但卻不會去“叫好”，因爲那些僅僅是歷史隨筆，而非嚴謹的有開拓性和典範性的學術研究，甚且認爲前者往往是爲了達到文章“可讀”而“以詞害意”或“過度修飾”，他們會認爲前者是“短平快”，產量驚人而質量良莠不齊，甚至進行重複性的寫作，他們推崇的是慢工出細活。其實，出現這種情況也可以理解，前者是依靠讀者市場、面向出版界尋求經濟獨立，所以得考慮編輯、受衆和出版商的需求與喜好，而後者生活在學院體制內，基本上有一個生活保障，應對的是學術共同體的標準，以及學術刊物的尺度，自然得更靠攏“學術行規”來進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