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全球糧價暴漲背後的『食物帝國』

　　——獨家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立

　　全球糧價上漲已牽動國人的心，這不僅關系到普通老百姓飯桌，更關系到國家未來的農業發展戰略。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歷時一年，對美國農業和糧食市場進行了『田間考察』和調研，訪問眾多基層消費者、農業生產者以及NGO行動者和研究者。經過3個月的寫作，他完成了題為《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的報告，對全球糧食產業鏈進行了相對完整的梳理，並提出中國糧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議。

　　本報記者就當下全球糧食問題對他進行了專訪。

　　記者：如何看待去年以來的這一輪全球糧價暴漲？已有的分析說，各國糧食儲備下降、出口國乾旱歉收、乙醇汽油開發、石油漲價，還有中印等發展中國家工業用地擠佔耕地、生活水平提高糧食需求量增大，這些原因共同構成了糧價上漲。請問，您認為這中間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周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缺乏資本青睞，常常成為投入不足的產業，這使得其穩定的供給常常是脆弱的。糧食儲備下降、出口國乾旱歉收、石油化肥農藥等農業投入品漲價、工業化城市化佔地等因素，在近兩年集中釋放，影響了糧食的穩定供給，打破了本來應該相對穩定的糧食供求平衡。

　　如果不能就農業經濟的自身規律以及現代化系統對農業和農村的擠壓，形成基礎性的認識，糧食危機還會階段性甚至周期性地出現。

　　而危機的受害者，幾乎都是恩格爾系數(食物消費佔收入水平比例)較高的平民，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幸的是，貧困人口絕大部分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他們的政府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為應對糧價上漲而提供食物補貼。

　　記者：您認為忽視農業和農村是一種『全球現象』，這是糧食危機的根源？

　　周立：相對於工業和服務業，以及各種新興產業，農業是最容易被資本所拋棄的。

　　原因十分明顯：短時期內，農產品的供給和需求，都是相對穩定的，不可能如其他產業一樣，有爆炸性增長。農業滿足的，又主要是人們的食物需求，在短時期內，人口數量是既定的，對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對穩定的。所以，農業是最不容易擴張的一個部門。因此，在資本面前，農業是最容易被忽視的。這也是發達國家農業高補貼的根本原因——他們的政府在彌補市場失靈。

　　同時，這卻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出現悲劇性結果的根本原因，他們無力彌補這一市場失靈。一方面，他們的政府或者沒有認識到農業的基本規律，或者無力支付高補貼；另一方面，他們在面臨本國經濟的市場化和全球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侵襲時，漸漸喪失糧食供給的自主性。因此，農業無利潤、農民流離失所、農村凋敝，是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的必然現象，更是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

　　記者：亞、非、拉一些國家已出現糧荒，並導致社會動蕩。為什麼糧食危機最早的受害者總是落後國家？這與他們國家的糧食政策有關嗎？

　　周立：實際上，糧食危機表面上常表現為總量問題，而背後的原因卻是結構問題。

　　回顧全球農產品自由貿易之前的時代，我們看到，各個國家、各個地區，都有一個單獨的食物生產和經銷體系，能夠至少保障其居民的基本生存。反而，在綠色革命發生，糧食單產大幅度提高的近幾十年，許多居民卻常常面臨糧荒的生存危機。兩相對比，我們不得不考慮農產品自由貿易之害了。

　　在現代技術要素注入農業後，糧食的總量，早已足夠喂養全球人口了。不幸的是，糧食的生產地區和糧食的消費地區，卻出現日益嚴重的脫節。生產地，越來越集中在幾個糧食生產大國，而諸多主動或被動加入農產品自由貿易體系的發展中國家，則失去了他們本來具有的本地化食品體系。只能仰賴糧食援助，或廉價糧食的供給。

　　食物是人類生存的第一需求。在食物體系上仰人鼻息的，自然是那些無力維系本地化食品體系的發展中國家。糧食供求一旦出現變數，受害的，自然也是這些國家的居民。

　　記者：有一種說法，『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窮人買不起糧食』，這大概也屬於『結構問題』吧？

　　周立：美國是世界糧食出口第一大國，它能夠維系一個廉價的糧食生產體系，與美國國內的政治結構、國家利益、居民消費慣性以及巨型公司的『捕獲』有關，也是美國國內糧食生產體系、食品消費體系、能源消費體系已經產生路徑依賴的必然結果。伴隨石油價格的上漲，美國的資本化大機器農業，面臨巨大的成本上漲壓力。尋求將糧食轉化為乙醇，以實現本國糧食生產體系、食物消費體系、能源消費體系的良性互動，是題中應有之義。

　　邏輯上說，造成國際糧價上漲就是這種結構矛盾的副產品。

　　不幸的是，仰賴美國等少數國家糧食援助或廉價糧食供應的諸多發展中國家，則面臨著滅頂之災。如果說發展中國家糧食政策有失誤，那就是他們是弱國，沒有認識到被單一食物體系同化後的危險，或無力抵擋被同化的命運。

　　2007年我在美國時看到一則報道，美國有1／4的食物，是丟進垃圾桶裡的。美國在2006年10月17日，誕生了其第3億個國民。簡單計算，丟掉的食物，相當於近8000萬人口的消費量。而當時報道的全球因飢餓瀕臨死亡威脅的人口，也正好是8000萬。不幸的是，這些食物是在美國的垃圾桶裡，而不是在這些赤貧人口的胃裡。

　　記者：中國也正在經歷食品價格上漲的考驗。但在小麥、稻米等主要糧食品種上，相比國際價格似乎還相對穩定。如何理解這中間的原因？

　　周立：相對於這些出現悲劇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糧食生產和消費體系，還是相對獨立的。所以，在全球糧價上漲的時候，政府有能力調控糧價，能讓其保持穩定，由此，也能保持社會穩定。

　　可是，中國農業的小部門化、農業產業化、糧食市場化，正在不斷地推進之中。此輪全球糧食價格上漲，中國之所以比較幸運，與我們還不夠『進步』有關，與農民們普遍還在進行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和消費直接相關。

　　但是，我們知道，伴隨10多年來農業產業化和糧食市場化的推進，農民為城市居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已經消失殆盡。為自己生產糧食的農民群體，也在大幅度地減少。在這一輪的『糧食戰爭』中，中國可能還能暫時保持中立。而在食物帝國下一輪的糧食洗牌過程中，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樂觀。

　　記者：許多分析稱，糧價上漲將是個長期趨勢，您認為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是否能維持糧價穩定？

　　周立：糧食價格的長期高企，並不符合糧食主要輸出國的長期利益，也不符合食物帝國主導者的長期經濟利益。所以，未來三五年內，糧食價格必然還有一個下落的過程，在未來這一輪糧價洗牌過程中，中國、印度等國的小農和獨立的食物體系，可能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實際上，中國的主要糧食價格，早已既『踏破了地板』(成本價)、又『捅破了天花板』(國際價)，中國的糧食價格調控，這十多年來一直沒有任何彈性空間。只是自從去年『天花板』價格大幅度上漲後，中國糧價纔看起來具有競爭性。正因為這樣，當這一輪全球糧食價格上漲風潮結束後，中國糧食生產體系面臨的打擊，將是毀滅性的。

　　記者：在中國，人們通常把發達國家的『農業資本化、產業化、集約化』，看作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目標，並認為當下落後的小農經濟生產模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本無法對抗國內外的大型糧食企業，甚至成為被剝奪的對象。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周立：拉美和非洲的許多國家，已經在食物帝國的誘使和迫使下，失去了傳統的本地化食品，被拖出原來的自給自足的本地化食品體系，其國民也被塑造成為食品帝國所需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中國也正在這一進程之中。

　　當一國的政府決策者和農業專家們，多已被『洗腦』，認同本地化食品體系不如全球化食品體系，小農經濟模式不如農業產業化模式，低投入、低耗能農業不如高資本、高耗能農業有競爭力的時候，悲劇的大幕就真正拉開了。

　　美國大農場模式，是與美國耕地多、勞力少、資本充足、能源價格低廉等基本國情相適應的，同時，又是在殖民擴張和高額補貼兩大基本政治背景下出現的。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亞這幾個國情和政治軍事背景類似的國家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美國這樣的發展大農場經濟，實行產業化農業的條件。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先例，是靠和平手段(如市場交易)形成大農場模式。也沒有一個先例，不依靠對產業化農場高補貼，就能擊垮小農家庭農場的。

　　篤信『農業資本化、產業化、集約化』信條的人，是看到了農產品市場開放條件下，小農家庭農場無力和產業化食物帝國抗衡的表象，但沒有看到背後那只『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手』。

　　記者：您在美國做過長期的農業調查，美國農民和農業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周立：美國的小農家庭農場，在1930年以來，破產了60%,這是政府只對產業化農場高額補貼的結果，並不是他們的競爭力不如產業化農場。如果我們認真看一下恰亞諾夫、斯科特和黃宗智基於蘇聯、東南亞和中國的實證資料研究，並親自到田間地頭去問問農民，為什麼種糧不賺錢但大多數還堅持種糧，就會體會到小農家庭農場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表面看，小農家庭農場無力對抗產業化糧油企業，背後的事實是，中國政府不如美國政府那麼有錢。

　　所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處處長凱文·霍金斯纔會說：『在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和強調公平競技場優點的背後，鐵的事實是一些世界上最窮的農民被迫進入與工業國家的財政部而不是北部農場主的競爭。』

　　如若說中國的小農經濟沒有競爭力，那是因為把他們一個個形單影只地拉到了和美國財政部同臺競爭的擂臺上。然而，美國的小農家庭農場破產後，美國政府會為他們買單，做出『金降落』(記者注：對被收購者的高額補償費)的制度安排。諸多拉美國家、非洲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小農家庭農場破產，卻無法得到本國政府的財政支援和就業幫助。

　　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諮詢者，會看到美國產業化農場模式的表面成功，卻對墨西哥、阿根廷、非洲國家，甚至中國自己產業化農場失敗的事實視而不見。這種咄咄怪事，一直發生在我們身邊，人們卻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