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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中國人民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北京林業大學講師,一個10多年前從天津走出去的全國首批性學研究者,曾因作研究寫論文去深圳臥底夜總會研究男公關,而讓自己置身全國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處女作引發爭議
被迫辭職去北京
方剛在天津長大,在天津上學工作,要不是因為處女作《同性戀在中國》的出版,也許方剛依然還留在天津,不會來到北京,不會成為一名性學博士。
『那是1994年,當時社會上對性學的學術氛圍不像現在這樣開放。』方剛說,由於他在《天津工人報》做記者工作,偶爾接觸到了一群同性戀者,出於新聞敏感,他做了深入調查並撰寫了這本書,但卻引起很大爭議,國內外媒體的報道和各種輿論壓力,讓他喘不過氣來,更嚴重影響了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最後不得不辭職,悄悄到北京發展。
『相比之下,現在學術環境寬容了許多,不只是對那些特殊群體,也對研究者。』方剛說,他親眼目睹了這10多年間民眾觀念的巨大改變。對於其他性的少數人群,對於與我們價值觀不同的人,社會越來越寬容了。
去采訪男公關
從不隱瞞身份
方剛說,當年研究男公關是個典型例子,相關課題做的人也很少,充滿挑戰,而且方剛並沒有隱瞞自己的研究調查人員的身份。
一位深圳的朋友幫方剛聯系了多家夜總會後,他終於說服一個管理者,勉強同意他到夜總會『工作』。夜總會各部門都是6點半上班,到八九點客人來,這之間方剛就和大家聊天,他論文的大量信息都是這時獲得的。
雖然方剛沒有隱瞞身份和意圖,但大家並不避諱他。方剛見到的男公關們看起來『很健康、陽光、善於保養,生活悠然自在』。他們另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以對抗傳統價值觀,消除自我內心的那種『折磨』。
但是面對圈外人,男公關們就會換上另一套說辭,擺出迫於生計的姿態去訴苦。『他們只是面對主流人群時有壓力,不自覺地自我貶損。在夜總會裡,我跟他們屬於同一個群體,所以在我面前他們談論的內容會非常不同。這也是為什麼我一定要深入這個人群而不是做訪問。』方剛分析說。
方剛念念不忘一位農村小伙子。『家裡很窮,父親沒什麼文化,但是一心想供孩子們上大學。他學習成績很好,但高中畢業後決定不讀了,打工供同樣出色的妹妹上學。他經常躲進僻靜的房間給妹妹打電話,囑咐妹妹要好好讀書。』還有一位20歲的男孩從家鄉一個小城到深圳淘金,身上只帶了100塊錢。他找不到像樣的工作,就去貨運公司當搬運工,乾了2個星期一分錢沒拿到。這樣的事情在深圳不足為奇,男孩求告無門,身上的錢也花光了,看到夜總會發的廣告就上門應聘,『可是他太稚嫩,沒有任何人際交往的經驗,半個多月也沒開張。』男孩的艱難,那種掙錢的急迫,至今讓方剛說來唏噓。
臥底所需經費
來自民間組織
按照夜總會規定,當客房營銷的人每晚必須開房間。沒有客人的時候,方剛就只能自掏腰包,不到2個月3萬塊錢就沒了,『這不是國家經費,是一個民間研究組織的資助。』有人說方剛是浪費國家經費,對此他很介意。
『男公關不是誰想做就做得了的。很多男人有一種幻想,這個行業又來錢又佔便宜,挺爽,實際上大多數客人讓你從心理上就過不了那關。有人甚至連聊天都做不到,別說還要去打情罵俏……』
作為客房營銷,方剛不能進包房,他有時候跟男公關開玩笑,『有年輕漂亮的客人告訴我一聲,我也進去跟她們聊聊。』但是,這樣的女客人一直沒出現。方剛說,這個環境對於那些男孩子的心理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影響。這也是他研究的內容之一,但他的博士論文還是引起很大爭議。
關注『邊緣人』
緣自幼年經歷
從幼兒園到初中,方剛一直是不受人關注的孩子,內向、孤僻,常常被其他男生合伙欺負。『我一直是邊緣人。』直到今天,他仍然這樣自我定義。
『雖然我在高校任職,置身主流人群,但我的研究不僅是性的邊緣,還包括各種邊緣人。』方剛說,可能是幼年的影響,讓他更熱衷於對那些弱勢的邊緣群體進行學術研究。
過去的10多年中,從同性戀到艾滋病、變性人,再到多性伙伴,他一本一本地出書,本能地想替邊緣群體說話,『這不是理性的思維,或許是種偏執。』他常常站在主流價值觀之外審視這個世界。他書房裡保存了10年前的來信,有兩麻袋,大多來自同性戀者和艾滋病病人。
『各個層次的人都有,有一個農村的孩子給我寫了幾十封的信,每封都上萬字,他告訴我,看了我的書他不再想死了。因為他們長期以來聽不到支持的聲音,都被罵作變態。』
方剛說,他一再地搬家,這些信卻始終捨不得扔,那種信任與傾訴更成了一種紀念。因為現在很少有人再因為同性戀而自殺了,也沒有人再寫這樣的信,是人們通過他們這些性學研究人員的成果,對很多事情更加寬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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