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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很難從北京中關村電腦銷售商栗洋身上找到多少『土味兒』。1991年淮河特大洪災後,這個青年農民捆起一床舊棉被,離開了當地人稱作沿淮『老災窩』的安徽霍邱縣馮井鎮,闖到中關村打工。他做過搬運工、泥瓦匠,最後搞起了電腦處理器CPU的經銷。經過多年『夜裡睡冷地板、白天做小老板』的磨礪,他擁有了數百萬元家產。
在栗洋的示范下,偏僻的馮井鎮已有1100多個農民到中關村做起營銷生意,橕起了中關村CPU市場的半壁江山。
社會學家、安徽省社科院的王開玉說,30年改革開放,中國農民從業方式由『只能種地』發展到多樣化就業,創業范圍由『出不了村』延伸到五湖四海,生活方式由單調的『鐵板一塊』變成了多姿多彩。這得益於三次規模宏大的農村人口社會流動:
第一次是農民突破產業束縛、離土不離鄉地發展鄉鎮企業。第二次是農民突破地域限制、離土又離鄉地進城務工經商。第三次是立足於城鄉之間發展現代農業、發展農村市場經濟。這三次『大突圍』有4億多農民從『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傳統方式『破繭』而出,成為企業家、鄉村工人、農民工、經紀人等『新型農民』,推動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歷史進程。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開啟了世界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工業化過程,從『泥腿子』中催生出大批縱橫全球市場的『農民企業家』和億萬『農民藍領』,既發展了經濟也使工業文明在原野紮根發芽
吳仁寶,江蘇江陰市華西村農民。在『以糧為綱』的上世紀七十年代,他痛切意識到,單靠搞傳統種植業只能勉強維持溫飽和簡單再生產,要真正富起來,非發展工業不可。於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率領村民搞起了一家小五金廠。他們在工廠四周壘起高高的圍牆,掛上厚厚的窗簾。小五金廠在『隱姓埋名』中搞了10年。
華西村的『地下實踐』雖然讓他們提前掘到了『第一桶金』,但畢竟『名不正、言不順』。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小五金廠的窗簾終於拉開了,圍牆推倒了,村級經濟活力迸發。如今的華西村,全村工業年銷售收入突破450億元,令世界刮目相看。
鄉鎮企業的興起,是繼『大包乾』後中國農民首創精神再次煥發出的奪目光彩,也是農民對延續數千年『以地謀生』方式的突圍之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曾對鄉鎮企業給予高度評價:『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
鄉鎮企業崛起,深刻改變了農村經濟單純依賴農業的格局。它的增加值從1978年的209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6.8萬億元,增長了324倍,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5.77%增加到28.52%。鄉鎮企業集體資產佔整個農村集體資產的80%,壯大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增強了國力。到去年底,鄉鎮企業支付職工工資達1.37萬億元,農民人均收入中的35%來源於此。
家庭承包責任制推行後不久,國外有位觀察家曾預言:『大包乾』使中國農村生產力獲得大解放,等於叫醒了一只『睡虎』;但即將迎來另一只『餓虎』--中國解決不了龐大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業難題。令這位外國觀察家想不到的是,中國農民用另一個偉大的創造驅逐了這只『餓虎』。鄉鎮企業的崛起,革命性地開創了農民就地、就近就業的新路子。到2007年,鄉鎮企業從業人員超過1.5億人,佔農村勞動力總數大約三成。
徜徉於安徽無為縣高溝鎮街道,很難再把這裡與傳統鄉村劃上等號。機器轟鳴的全國最大的特種電纜產業集群,已將4萬多農民『裂變』成多個新群體:400多個企業家、4000多個銷售商,近2萬鄉村工人、大量服務業商戶……該鎮領導說,昔日一個身份的『平面農村』正在變成不同階層共同發展的『立體農村』;昔日單一種地的從業方式正在變成五彩斑斕的就業方式。
億萬農民靠鄉鎮企業的哺育,成為『新鄉村工人』『准市民』。在中國農村廣袤原野上,已有的4萬個鄉鎮工業小區、5萬個小城鎮,多數是鄉鎮企業催生出來的。
在河北永年縣杜劉固村,農民杜慶申通過半輩子的摸爬滾打,將他的鋼鐵公司壯大後,先後投資6500多萬元在村裡建起花園式學校、文化中心、健身所、醫院、敬老院等公益設施,輻射周邊數萬人。村民們說:『一個企業把幾萬人帶入了文明的門檻』。散布田野的鄉鎮企業也像一個個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的『孵化器』,正在潛移默化地提昇農民的素質。
農村問題專家劉奇說,除了諸多的『硬貢獻』外,鄉鎮企業的『軟貢獻』不可小視。一方面,它造就了像吳仁寶、魯冠球這樣的『農民傳奇』,喚醒和活躍了農村的創業氛圍;另一方面它造就了千千萬萬懂技能、有市場意識的『農民藍領』。在這『兩個造就』中,工業文明注入了農村,狹隘封閉的小農觀念和意識正在被打破,科學文化、技術技能和經營管理水平提昇,造就了一代新型農民。
面對鄉鎮企業在現階段的新困惑,億萬農民也正用自己智慧破解難題:大搞技術昇級克服對資源粗放型消耗;大力推進清潔化生產以治理對環境的污染;進行產權制度改革以增強競爭力,159萬家鄉村集體企業中95%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
農民工向城市的『突圍』,是一次混合著成功與辛酸、喜悅和淚水的世界上最大規模人口遷移。它給城市化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也以特殊的方式反哺著農村
以輸出『無為保姆』聞名遐邇的安徽無為縣,當地人對『保姆』兩個字的認識經歷了革命性的變化。
姚溝鎮農民王愛華說,以前進城做保姆,自個兒都臉紅。背後也有人指指戳戳。如今我們拿它當一個好職業來看,在北京搶手得很呢。縣裡、鄉裡還搞了『保姆禮儀培訓』『烹飪技術培訓』,要把這個『勞務名牌』叫得更響!
如今,整個社會對『農民工』問題的認識在深化。在廣東東莞市,600萬農民工支橕著城市的工業體系,市民們親切地稱農民工為『新莞人』。『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農民工,沒有農民工就沒有東莞的今天』,已成為這座城市的共識。
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認為,容量龐大的『農民工經濟』,是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家庭聯產承包制推行後,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村再也容納不了巨大就業,加上階段性增收難,億萬農民在生存與發展雙重壓力下進城務工,是對城鄉二元分割的一次『大突圍』!
正如鄉鎮企業崛起對應了中國快速工業化過程一樣,農民工對應了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今天,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流動的『血液』。但他們今天得到的應有尊重,卻經歷了令人感慨的一波三折。
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首次出現『農民工』一詞。上世紀80年代後期,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對勞動力提出旺盛需求,農民工進城出現『第一個潮頭』。1992年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一輪增長期,大量跨地區流動就業的農民工春節返鄉形成壯觀的『民工潮』,更令國人印象深刻。
『突圍』總是伴隨著陣痛!正如栗洋的感受一樣:我剛進城時,最受不了的,就是時時要『挨白眼』。生活環境差、權益得不到保障、遭受就業歧視甚至拿不到應得的工資……一系列問題曾深深困擾億萬農民工。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國家為了統籌城鄉發展,解決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對農民外出務工采取了積極引導政策。2003年和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兩次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政府切實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做好管理和服務工作。
2006年,《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乾意見》出臺,對保障廣大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改善農民工的就業環境,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合理有序轉移,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各地保護農民工權益的政策陸續出臺,從農村『突圍』而出的農民在城市『腰杆兒』逐漸挺直了,更多的勞動力流進城市。
農民工『突圍』,在城市創造了什麼?王開玉說,農民工衝破二元分割傳統體制,為城市二、三產業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力,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立下首功。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農民工在第二產業從業人員中佔58%,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佔52%;在加工制造業從業人員中佔68%,在建築業從業人員中佔80%。農民工不僅成了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每年數百萬人成為『新市民』。
農民工『突圍』,為農村帶來了什麼?專家估計農民工群體每年帶回農村的現金不低於3000億元,成為發展農業、改善生活的『資金乾渠』。
在無為縣,何幫喜成了響當當的名字,他被看成一個嶄新農民工群體的標志人物。20年前懷揣120元出外謀生的『小木匠』,外出務工掙票子、長見識,如今回鄉創辦了世界上最大的保齡球道板廠。如今,農民工已分化為不同群體:一部分在城鄉間流動,亦工亦農;一部分定居城市,成為新市民;何幫喜代表的返鄉創業『鳳還巢』群體,日漸受到各地的重視和扶持。去年無為縣引進資金中,70%是農民工回鄉投資的。到2007年底,農民工回鄉創業人員累計達到500萬人,累計安排3000萬人就業。
在安徽霍邱、金寨等縣,記者與大量農民工座談。他們說出了『三大渴望』:一是建立城鄉統一、沒有歧視的用工市場。完善農民工的權益保障。二是降低農民工入城定居的門檻。三是解決農民工在鄉村的『遺留問題』,如加快土地流轉、閑置房產的流轉等。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把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作為加快推進現代化的重大戰略』。在此之前,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已在成都、重慶等地進入了試驗層面。打破城鄉、地區就業壁壘,建立跨地區、跨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實行城鄉勞動者平等的就業制度,不再是遙遠的夢。
農村市場經濟的澎湃浪潮催生出大批的『新型農民』:雨後春筍般的農民經紀人、在局部地區呈『井噴』的合作組織,他們從傳統的生產方式中『突圍』而出
盛產葡萄的安徽蕭縣,農民賣葡萄多是『提籃小賣』。縣裡引導成立了葡萄協會等300多個農民合作組織,葡萄協會會長吳光明說:『我們有嚴格的章程、嚴密的運行機制,並代表農戶與客戶談判。』
在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城鄉收入『剪刀差』較小的江蘇省,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出現了『驚人一躍』:近4年中全省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達到8310家,帶動農戶411萬戶,佔全省總戶數的27.5%,4年提昇了17個百分點。
曾有專家預言:『21世紀的中國農村,將是合作經濟組織大放異彩的世紀』。這一預言正在化為生動的實踐。農村各類專業合作組織風起雲湧,農民經濟活動的組織化程度快速提高,農村生產力在合作組織中得到提昇。
據農業部統計,目前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已超過15萬個。2006年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農戶成員3480多萬,約佔全國農戶總數的13.8%,比2002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
劉奇說,合作組織的勃興,是農民順應市場經濟規律,對傳統生產方式的一次突圍。它和鄉鎮企業、農民工經濟一樣,是一次偉大的『集體創造』。
合作組織不光銷售產品,其觸角也伸向土地、資金等要素資源的整合。安徽肥西縣木蘭村成立『土地流轉經營專業合作社』,以農民自願入社為前提,將佔全村耕地一半的偏遠地集中連片,招標租賃,畝租金從幾十元『拍賣』到358元。在外打工的馬飛,靠『留守老人』種『應付田』,土地流轉後年增收入3000多元。土地合作社解決了目前突出的農民工大量外出與種田的矛盾,也為規范土地流轉秩序,為解決土地流轉主體虛置和產權虛置提供了新思路。
被農民稱為『窮人銀行』的資金合作組織在安徽也受農民青睞。以財政扶貧資金『鋪底』、吸納村民自有資金參與,安徽30個縣成立了800多家村民互助資金組織。互助資金實行『民管、民借、民用、民還,周轉使用,滾動發展』機制,效果十分明顯。
『合作,給農民上了生動的市場課。』在『山西釀醋第一村』--晉中市懷仁村,從2002年由山西四眼井釀造實業有限公司等5家企業牽頭,成立了懷仁醋業協會,扭轉了過去的品牌雜亂、惡性競爭、造假賣劣亂象,醋業生產從單家獨戶的作坊式生產轉向聯合生產、統一對外。經過幾年努力,實現了食醋產值翻兩番、產量翻一番、銷售價翻一番、戶均收入翻一番的佳績。
在『農村改革第一村』鳳陽縣小崗村,大包乾帶頭人嚴宏昌說,農村遇到許多一家一戶解決不了的難題,現在我們要靠『合作出能力』『合作出智慧』。
劉奇等農村問題專家認為,面對市場風險的不可測性,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帶有必然性。這種組織化,顯著有別於以地域性集聚的村級組織,更區別於改革前僵硬體制下的人民公社。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農民合作組織,建立在自願、民主管理的基礎上,是對農村要素的一次大重組,它的驚人能量將進一步地顯露出來。
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高度重視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1984年中央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農民還可不受地區限制,自願參加或組成不同形式、不同規模的各種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黨的十七大,把『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第一次寫進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去年7月1日,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正式實施。這部法律的頒布實施,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與之配套的幾個主要法規也相繼實施。剛結束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強調,發展農村要『創新體制機制』,我國農村改革進入制度創新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