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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重建
與樓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關系的重建恐怕難上加難
10月28日,瓮安縣城終於迎來了多日以來的一個晴天。經過幾天雨水的衝洗,樹立在瓮安賓館上方的廣告牌更加鮮亮。『讓世界了解瓮安,讓瓮安走向世界』,這句藍底白字的廣告語異常醒目。
瓮安真正『走向世界』,是在四個月前的6月28日。
這一天,由於當地少女李樹芬的『非正常死亡』,引發了一起震驚中外的群體性暴力事件。當地縣政府、縣公安局的辦公大樓在此事件中不同程度燒毀。
重新修葺好的縣公安局大樓在湛藍的天空下顯得威嚴、肅穆,門口的條幅上寫著『黑惡不除,國無寧日』幾個大字。仔細觀察,依然能發現『6·28』事件留下的烙印:藍色的玻璃幕牆隱約可見煙熏過的痕跡,二樓的金屬欄杆被砸得有些扭曲。
這座在『6·28』事件中廣受關注的公安局辦公大樓,在重修過程中還是有一些細微變化:戶籍大廳內的防護欄拆了,來辦事的老百姓和公安人員之間的距離似乎近了許多;原來在樓上的信訪接待處搬到了大門左側醒目的位置。
辦公樓重新整修『你沒看到當天那情景,真是慘不忍睹。』瓮安縣公安局對面文具店的老板至今心有餘悸,『這街上擠得密密麻麻全是人,都快把我們店門擠破了。沒辦法,只好趕緊把卷簾門拉下來,好幾天沒敢做生意。』
事發當天是星期六,瓮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黎明在家休息,『我睡了一會,醒來後已經六點多了,手機上有一條應急辦發的短信,說是不要亂走和圍觀,需要的時候通知你到哪兒就得到哪兒。我這纔知道出了事。當時往這邊走的路上已經人山人海,擠都擠不進來。』
在之後的錄像上,黎明看到了公安局被燒的一幕:一些看似『很有經驗』的人把警車抬到辦公樓內,將車翻過來,用利器戳穿油箱,點火焚燒。接著,瘋狂的人群湧入政府大樓,奮力砸毀了玻璃和一些辦公用品,然後繼續焚燒……
事後的統計顯示,縣政府辦公大樓104間辦公室被燒毀,縣公安局辦公大樓47間辦公室、四間門面被燒毀,刑偵大樓14間辦公室被砸壞,縣公安局戶政中心檔案資料全部被毀,42臺交通工具被毀,被搶走辦公電腦數十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600多萬元。
『公安局的樓燒了兩層,由於三樓存放著武器,當時拼死守住了,所以三層以上都沒什麼事。』黎明向《望東方周刊》介紹說,縣政府的樓1?3層被燒了,電腦等值錢的辦公用品全部被搶,『我們縣委的樓最慘了,那是座上個世紀50年代的老樓,仿蘇聯的建築,內部是木結構的。6月28日那天,全部付之一炬。』
之後,縣委的一些部門只得和林業局、水利局等『搭伙』,共用辦公樓。
宣傳部的另一位副部長胡乾飛用『不可估量』來形容這次損失,『直接經濟損失倒好說,主要是燒掉了很多資料。我的那些資料都是幾十年收集下來的,還有不少和媒體記者的照片,全燒了。還有縣委大樓,那簡直可以算是文物。』
新的領導班子尚未到任,辦公樓的重建已然開始。
『公安局的樓燒得不算太厲害,基本樣子也都還在。我們七月份就搬進來了,他們(政府工作人員)大概要到八月中旬。』瓮安縣公安局防暴大隊大隊長黃成坐在一樓新粉刷過的辦公室裡,指著四周對本刊記者說:『重修的資金都是省裡、州裡撥下來的,還給我們配備了20多輛新警車。現在我們辦公條件好多了,電腦換成液晶的了,對講機也多配了幾臺,就是警服還沒買全。我們的警服都在「6·28」的時候被燒光了。』
據縣公安局政工監督室科長劉永州稱,該辦公大樓的維修估計得花上幾十萬元。
10月31日下午,在公安局一樓的戶籍大廳,兩名公安人員正有條不紊地工作著。
『這裡原來跟銀行一樣,有防護欄隔斷,事發後,我們把防護欄拆掉了,辦事的老百姓和工作人員可以很方便地直接面對面交談了。』劉永州告訴《望東方周刊》,不光如此,一樓、二樓臨街的鐵欄杆也被拆除。
整修過的政府大樓幾乎看不出焚燒過的痕跡。淺藍色的樓身,與公安局大樓的藍色玻璃幕牆交相輝映。花壇裡盛放的鮮花給這個劫後重生的大樓增添了一抹生機。花壇斜前方的兩側,放有兩個石質立柱,上面寫有,『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誇獎,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口碑』。
被夷為平地的縣委大樓原址,如今變身為一個滿是鮮花的廣場,成為百姓休閑、娛樂的一個好去處。
官場重生10月30日,代縣長謝曉東在瓮安縣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全票當選縣長。『200多個人投票,能全票當選,很不容易,這也說明我們瓮安現在人心很齊。』縣委副書記瓦龍標向《望東方周刊》表示。
『6·28』事件後臨危受命的謝曉東,履任前是貴州省旅游局綜合處處長。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他稱自己是在7月3日中午11點被省委組織部叫去談話,當時『猜測可能是瓮安』。7月4日晚8點左右,同樣新上任的瓮安縣委書記龍長春和謝曉東同時抵達瓮安。
履新前的龍長春是銅仁地區地委委員、行署副專員,負責農村移民、公安、司法等方面的工作。此前,他曾主政松桃,並在治理松桃槍患及當地錯綜復雜的治安局面上頗有建樹,其『鐵腕』風格一直為當地百姓所稱道。
龍長春另一個引人關注的身份是中共黔南州委常委,由州委常委兼任一個偏遠縣的縣委書記,這在中國的乾部任用體制中並不多見。另一個類似的事情是,山西省臨汾市的市委書記亦由省委常委兼任。該市在2007年發生震驚中外的黑磚窯事件以及造成105人死亡的洪洞新窯煤礦瓦斯爆炸事故之後,又在2008年9月8日,發生世界最大的尾礦壩潰壩事故,造成276人死亡。
『這個人給我的感覺就是「朴實而不失高雅」。看上去很朴實,說話思路很清晰,很有水平和高度。』作為下屬的黎明這樣形容龍長春。而在更多人的描述中,『務實』『低調』被用在這位新書記身上。
上任不久,龍長春先是搞起了乾部作風教育整頓;緊接著,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縣委書記大接訪。在一次講話中,龍長春指出:『一些有能力、敢乾事的乾部,在老百姓中口碑好,但在乾部圈子裡容易得罪人,投票推薦的時候就不一定推得出來。一些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反而更容易推出來。』
這一番話讓黎明等一大批人覺得『有了奔頭』。
『我們以前常說「洗碗效應」,洗碗的人可以比喻成努力乾工作的人。大家一起吃飯,有的人吃完一抹嘴就走了,剩下的人洗碗。長期洗碗的人,打爛碗的幾率勢必高些,就會經常挨罵,不洗碗的人則可以明哲保身。在單位裡,乾得多,會挨罵,還得罪人。提拔啊、投票啊什麼的就沒你。所以長期下來,人們就覺得做得多還不如不做。』黎明向本刊記者解釋。
幾乎同一時間,縣公安局的領導班子也做了一番調整。
局長龐鴻和政委周勝都是從貴州省公安廳調來的。前者此前為貴州省公安廳國內安全保衛總隊副總隊長;後者曾任六盤水市刑偵支隊大隊長,後在省公安廳『打黑辦』掛職。
與龍長春一樣,龐鴻給人的感覺也是『務實』二字。『他每天工作到凌晨兩三點,周末也從來不休息。我們有時會跟乾警們說,「你做不好,看看四樓亮著的燈」。』防暴大隊大隊長黃成對本刊記者如是說。
盡管剛上任四個月,但周勝在這個新的團隊中人氣頗高。
據了解,周勝家境較好,平時一直抽黃盒的熊貓香煙。『有人勸我別抽這個,說太紮眼,影響不好。我說這纔不怕呢,怕的是你剛來的時候抽10塊錢一盒的,沒兩天就開始抽「熊貓」了。』周勝告訴《望東方周刊》,壓力確實很大,但很多事不得不做,『我想五年後,我會用忍辱負重這個詞形容現在的自己。』
『6·28』事件同樣讓瓮安一批官員落馬。前縣委書記王勤、縣長王海平、縣公安局局長申貴榮、政委羅來平被免職。
另據《望東方周刊》了解,該縣安監局局長、珠藏鎮黨委書記等多位官員在隨後陸續被刑事拘留。知情人士稱,前者是因為收了礦主的錢,後者是牽扯礦山征地的問題,『都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王勤在當地百姓和官員中口碑並不差。『這個人勤奮、好學。但他下臺之後我對他說過,你很善良,但善良不能代替正義。』副縣長肖松評價著他昔日的『戰友』。而瓮安縣政協的一位工作人員則用『溫柔』二字形容王勤。
10月30日,本刊記者撥通了前局長申貴榮的手機號,但他婉拒了記者的采訪。
官民關系的重建難上加難與樓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關系的重建恐怕難上加難。
『6·28』事件前的瓮安縣城,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好人散了伙,壞人結了幫,治安抓不好,無法奔小康。於是,『仇富、仇官、仇警』的情緒愈演愈烈,『魚水關系』逐漸演變為『水火關系』。
國家統計局瓮安調查隊9月16日?19日的調查顯示,被調查的500人中,『6·28』事件前對瓮安各級乾部作風滿意的僅為14.8%,不滿意的佔43%;而在『6·28』事件之後,老百姓的滿意度有了大幅提高。
『現在這些當官的確實比以前好了,過去辦個事要拖好幾天,現在去了就給辦。』出租車司機劉師傅挺滿意,『不過我現在生意沒以前好了,以前打車的淨是些幫派小混混,現在小混混們抓的抓、跑的跑,我每天得少掙100多塊錢。』
據了解,『6·28』事件後,當地警方已刑拘黑惡勢力成員39人。目前,『6·28』事件專案組仍沒有撤,他們的工作地點在黨校院內。臨時辦公樓一樓入口處有武警把守,樓梯處還有一名武警呈跨步姿勢持槍站立。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目前調查工作尚未結束,所以不能接受采訪,結束後會對媒體公開。
『6·28』事件後,當地公安局開展了『巡警在你身邊』活動。不僅要保證每天三輛警車在街上巡邏,同時要求巡警們走進社區和百姓家裡,了解他們生活中的困難。
10月30日晚,本刊記者跟隨一輛警車進行了半個小時的巡邏。『我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車速維持在每小時20公裡,就是為了讓老百姓能看到我們。』一名巡警指著一位拎著包走路的女子給本刊記者說:『你看她現在走得多從容,以前就不會,拎著包恨不得馬上到家。「6·28」之前,女人們上街都不敢戴首飾。』
縣公安局政工監督室科長劉永州告訴本刊記者,由於大量戶籍資料在『6·28』事件中被燒毀,很多百姓不得不重辦身份證,『一萬多個身份證,我們很快就辦完了,而且都是直接送到百姓手上的。』
公安局大樓貼著老百姓送來的兩封感謝信。一封是珠藏壩村村民寫的,感謝該局為其追回被騙資金16萬元。在雨水的衝刷下,字跡已不再清楚,周圍的邊也已經卷了起來,但是還貼著。另一封則是10月26日,一個珠寶店老板送來的,上面寫著,『有人搶了我價值4000多元的珠寶,我報案後不到30個小時,人贓俱獲……』
這家珠寶店的老板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仍然難以掩飾對警察的感激,『我開始就沒想到能破案,我甚至覺得警察都不會來,以前這樣的事情太多了,看來現在的確是有變化了。』
盡管如此,如今的瓮安城,仍殘留了一些『6·28』的痕跡——每天,高音喇叭會在固定時段播新聞聯播、瓮安新聞或是縣委書記龍長春的講話,在縣城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清晰地聽見。人煙稀少的馬路上,偶爾可見一群身著迷彩的武警官兵背著槍,跑步訓練。
另一個細微的變化讓瓮安這個偏僻小城的老百姓感覺到很稀奇:每個大的十字路口,都有交通協管員在把守,一旦有人闖紅燈,就會聽到一聲尖厲的哨聲。
『官民關系的修復,取決於規則的重建。』瓮安縣公安局政委周勝說。
瓮安的『死結』『「6·28」事件即使不在瓮安發生,也會在別的縣發生;即使不在貴州發生,也會在其他省份發生。』正在瓮安調研的前新華社貴州分社社長劉子富對本刊記者表示,在經濟飛速發展、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各種矛盾錯綜復雜,『瓮安現在的各項舉措只是一個開始,要想真正解決這些矛盾,任重而道遠。』
『6·28』事件發生不久後,劉子富偕夫人到瓮安進行了三天私訪,又和新任縣委書記龍長春聊了三個半小時。
『我對這次事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回貴陽之後就給省委書記石宗源寫了封信,用了三頁紙。一個月後,宗源書記找到現在的分社社長,把我叫去談這個事。我的一些觀點和他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共鳴。這次來瓮安也是受他委托做一個調查。』劉子富說。
『卷入群體事件的老百姓並非反對政府,他們只是要反映他們的一些訴求,我們要給他們提供反映的通道,要把他們和不法分子區分開來,並且要盡力解決他們的合理訴求。』劉子富寫給石宗源的信中,提到了這一觀點。
但一些訴求解決起來並不容易。在瓮安,礦群糾紛、移民搬遷、舊城改造是較為突出的難題,一些官員甚至將其看作『死結』。
10月26日下午,瓮安陰雨不斷,通往玉華鄉岩根河村田壩組的路上更是泥濘不堪,出租車屢次陷到泥中。由於認為當地一家磷礦企業開礦佔用田地堆積廢料,損毀了村裡的道路,甚至導致村民們喝不上水,謝關倫等村民一再上訪,要求企業做出賠償,甚至在2007年引發了一場小規模群體性事件,七人被刑拘。
瓮安縣信訪局局長尹松竹告訴《望東方周刊》,『6·28』過後,政府已經給該村提供了飲用水。但田壩組的村民則稱,『是有水了,但時有時無。有人檢查的時候有,沒人來的時候就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趁水來的了時候接一盆,留著停水的時候用。』謝關倫稱。
『當時沒人開發的時候,老百姓也希望有人來開發。現在老百姓看到企業的蛋糕做大了,就想來分一塊。礦群糾紛有老百姓的問題,也有企業的問題。不好說,更不好解決。』瓮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黎明有些無奈。
皮灘水電站興建,使得龍塘縣江界河村的村民們不得不搬遷。但由於搬遷補償等問題,至今該村仍有54戶人家住在零散搭建的茅草棚子裡。棚子很矮,裡面黑漆漆的,村民們說他們已經兩年沒有電了,都是點煤油燈。
『我們不是移民,是游民了。政府現在根本就不管我們,我們成了被遺忘的角落。』村民憤怒地說。當地人稱,『6·28』後,也有領導過來看過他們,『一開始來的時候說給我們解決問題,到最後啥都沒解決,就說我們早晚都得搬。』
黎明告訴本刊記者,移民們最初鬧矛盾的原因是,補償標准具體到每個縣、每一戶不一樣,『因為國家是按水淹沒的面積來劃分,根據人口密度,具體到人頭上的補償費就不一樣。農民們總覺得憑什麼他有我沒有,不患寡而患不均。』
尹松竹認為,從信訪上看,很多涉及到跨部門、跨地區、跨年代的問題,確實很難解決。
10月30日,瓮安縣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了《關於建立瓮安縣和諧礦區建設基金的議案》,即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引發、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明確礦山開采業主的責任,保證治理資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實處,實現礦區群眾、生產業主和地方政府三者共贏的目的。
對於這份將礦區群眾利益放在首位的文件,謝關倫並沒有抱多大的希望,『政府官員永遠都是和企業老板站在一起的。』
『如何打開官民之間的通道,取得老百姓對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這是瓮安目前最大的難題。』瓮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黎明說,『我們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