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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以為自己就要這樣地死去了,一個人孤獨地躺在那張床上,沒有任何親人好友在自己身邊,因為他不敢向任何人說:『我是艾滋病患者。』
這就是張軍(化名),查出患有艾滋病時,他34歲。
三年過去了,他的HIV依然還是陽性,但他已成了民間艾滋病預防組織的重要成員,他還有了一個身體健康的戀人。『我現在敢說我就是艾滋病患者,我不但能樂觀地活著,我還能做很多有益的事情,誰都無法拒絕死亡,但每個人都應該活得更有價值。』
回家
11月21日,結束了一天工作,張軍匆匆離開公司,踏上北京至天津的城際快車。
雖然在北京工作,但天津纔是他的『家』,因為這裡有他的戀人,還有他服務的民間預防艾滋病志願者組織『深藍工作組』,當然還有幾名艾滋病毒攜帶者,他正在幫助這幾個病友正視艾滋病,消除心理恐懼。
列車開動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環視一下周圍的人們,張軍的心態顯得很平靜,他已經能把自己看作是旅途中的普通一員。但三年前,當他剛剛得知自己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時,他是絕不敢泰然自若地坐在這裡的,那時他害怕陌生人看他,他想到的只有死亡。
2005年5月的一天,張軍病了,身體乏力,皮膚上還起了很多紅疹子,在幾家醫院治療都不見好轉,最後醫生建議他去驗一下HIV,就是檢驗是不是艾滋病毒攜帶者。『當時覺得很可笑,醫生怎麼會讓我去檢查這個,所以並沒有在意。』然而幾天後的檢查結果讓張軍驚呆了,化驗單上顯示他確確實實感染上了艾滋病,而他的癥狀說明他已經到了艾滋病的發病期。
一般艾滋病分早期發現和晚期發現,早期發現就是在沒有發病的情況下,通過驗血可以早期發現治療,而晚期發現則是在發病後就醫時發現感染,一般比較嚴重,而張軍就是屬於後者。
檢驗結果顯示,他的免疫細胞只有28,而正常人是400以上。
『當時感覺自己已到了人生末日。』張軍是個東北小伙,高高的個子,長得也很英俊,自己在北京打拼了很多年,在一家服裝公司做業務主管。
突如其來的打擊,讓他頭腦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辦,因為他不能也不敢向身邊的任何人說起自己的病情。
張軍第一次感到孤獨,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不再被任何人接受。
用三天時間,他把所有的工作都交接了,然後辭職。他寫好了給老家父母的遺書,然後把自己關在住處的房間裡,很少出屋,有時候一天都躺在床上看電視,但電視裡面演的是什麼,他卻並不知道。
張軍說,那時,他的心態就是『了卻一切後事然後等死。』
『如何感染上了艾滋病?』張軍在痛苦地回憶,他沒有輸過血,但他是個男同性戀,雖然同性戀不等於艾滋病,可他卻和同性發生過不安全的性行為。答案很明顯,是通過性傳播。
『當時後悔死了,但一切都晚了,因為我當時任何艾滋病的預防知識都不知道。』
一見鍾情
『天津站到了。』列車廣播打斷了張軍的回憶,他隨著人流走出了車廂。
冬天的夜晚很冷,張軍裹緊外套,一路小跑奔向公交車站,因為他還要坐40分鍾的車纔能回到家,而他的男性伴侶,一個身體健康的同性戀者嘎嘎正在那裡等他。
12月1日是國際艾滋病日,今天晚上他們還有很多活動方案要研究。
想起嘎嘎,張軍的心裡泛起一絲暖意。可能很少有人理解兩個男人之間的這份感情,更不可理解一個艾滋病人和一個健康人之間的同性戀情,不過張軍說,他很感謝嘎嘎,這個人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從2005年發現自己患病,張軍經歷了大約半年多封閉生活,除了到醫院看病買藥,他就呆在家裡。一次,張軍愁眉苦臉地到北京某醫院買藥,幾個艾滋病預防的草根組織志願者看出他是個感染者,便主動跟他搭話。
開始,張軍不願在公眾場合承認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但幾個志願者告訴他,艾滋病患者其實可以免費領取國家提供的治療藥物,並且還有艾滋病感染者的民間關愛組織,可以幫助他治療和生活。
這讓張軍喜出望外,那種想回到公眾社會,想有個朋友,能說說話的願望在他心裡太迫切了。
就這樣,張軍參加了專門為HIV感染者開辦的『擺脫艾滋病造成心理恐懼』的培訓,憑著自己的暫住證,他也可以在北京免費領取治療藥物了,他開始變得越來越開朗,而且喜歡上了參加這樣的公益活動。
『一方面我覺得自己能學到很多東西,樹立生活信心積極治療,另一方面能為其他病人做些公益事情,感覺很幸福,這讓我感到活著的價值。』
2007年9月,在由京津兩地志願者和艾滋病感染者參加的公益活動中,張軍認識了天津『深藍工作組』的創建人嘎嘎。這是一個為同性戀等易感人群做艾滋病、性病預防的民間草根組織,而嘎嘎也是一名男同性戀。
『我們是一見鍾情。』嘎嘎常在其他朋友面前這樣說,但張軍卻不好意思,不過他們倆的確感情很好,讓張軍感動的是,自己是個艾滋病感染者,很多人連手都不敢和他握,但嘎嘎願意接近他,還教會他很多和非艾滋病人接觸生活的知識,使他有了一個良好的心態,不但能正常生活,而且學會保護自己和保護他人。
嘎嘎的選擇
家的門為他打開了,迎接張軍的是嘎嘎的笑臉。
『你可回來了,我都要忙死了。』嘎嘎一邊說著,一邊拉著張軍進了書房。
桌子上的筆記本電腦打開著,各種資料堆放了一桌子,這些都是近期他們要組織或參與的防治艾滋病的各類公益活動。活動有本市的,也有在外地的,甚至有的遠在香港。一直到12月中旬,兩人的活動安排已經排得滿滿的。
為了准備轉天的艾滋病患者『脫恐』活動,張軍和嘎嘎顧不上做飯,兩人在一個鍋裡煮方便面,然後圍坐在桌邊一起吃了起來。『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飯生活是不會被傳染的。』在很多場合,嘎嘎常用自己和張軍的『親密』舉動,例如共同吃飯、同吸一支煙等來向其他人證明,艾滋病患者並不可怕,同時他希望艾滋病人能樹立信心。
然而,真的能做到今天這樣和一名艾滋病人和諧相處,和張軍同齡的嘎嘎卻走過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困境。
嘎嘎從小被家裡當作女孩來養,給他穿裙子,鄰居叫他小姑娘。那時他不懂事,現在想來,他覺得那段生活可能對他後來的性取向產生了影響。小時候他就有感覺,自己喜歡和男孩接觸。
10多年前,嘎嘎就和他的兩個哥哥一起做生意,應該說經濟條件還算寬裕。他也曾交過女朋友,但最終都分手了,當時他也很迷惘。
直到1998年,他看了一本由性學家李銀河寫的《同性戀亞文化》的書,他纔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是個『同志』。在一個交友信息臺,嘎嘎結識了他的第一個男性戀人。這個事情卻被他二哥無意中知道了。家人認為他病了,一方面要給他治療,一方面逼他趕緊結婚,不允許他和那些同性戀者來往。
為此,嘎嘎自己搬出來居住。如今,父母都已經過世了,嘎嘎一直覺得對不起兩位老人,但他也無法改變自己。
在接觸了越來越多的同性戀後,嘎嘎發現很多問題,於是他和幾個『同志』志願者創辦了『深藍工作組』,開始主要在同性戀人群中做艾滋病性病預防宣傳。
酒吧裡當起防艾志願者
22日上午,張軍和嘎嘎早早來到『深藍工作組』的辦公地點,因為上午他們安排了三名艾滋病患者、多名志願者以及報社記者一起座談。
『為了保護每個艾滋病人隱私,我們在活動時從不透露誰是患者,大家都是志願者。』雖然這樣,讓嘎嘎很尷尬的是,聽說記者要來,艾滋病患者都被嚇跑了,上午沒有一個人露面。中午活動結束,志願者們都走了,張軍和嘎嘎准備回家吃飯時,三名艾滋病患者又突然出現在他們倆的面前,原來他們想偷偷回來看看情況。
沒有責備,沒有歧視,張軍說,因為他太能體會這些人的心理,他們害怕被認出來,以後在社會上沒法生存,但越是這樣的心理,就越容易讓他們與世隔絕,而消除這些人的恐懼心理,讓他們重新融入生活,正是張軍負責的救助工作。
『深藍工作組』的志願者們已經成了市內各大浴池、酒吧的『常客』。一位志願者說:『我們現在已和易感人群打成一片,經常光顧同一家浴池或者酒吧的客人一見了我們就主動排隊來領安全套。』
這時,一個志願者悄悄走到張軍和嘎嘎身邊低聲說,一個叫做某某的新感染者要見他們。
再回到小屋,嘎嘎的喜悅已一掃而光。他對張軍說:『在浴池免費發放安全套時,曾見過這個人,當時他連看都沒看,就直接把它扔進了垃圾箱。』
這樣的情況嘎嘎以前碰到過很多,他說,那些對於艾滋病防治宣傳不屑一顧,甚至嗤之以鼻的人往往是最危險的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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