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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艾滋乾預組織已經成為中國防艾的重要新生力量,但倘不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一味照搬國外基金的運作模式、不讓防艾機構和人員從利益鏈條中脫離出來,中國的防艾工作或許將面臨更大的阻障
12月1日,又一個國際防艾日來臨了,一些民間防艾組織早已准備好了防艾宣傳的材料和條幅。
隨著國外防艾項目基金的進入,民間艾滋乾預組織成為中國重要的防艾新生力量。但透過它們公益宣傳的背後,我們看到相當一部分組織受利益驅使,淡化甚至扭曲了防艾工作的公益使命,令城市防艾工作進入了急待洗牌的混亂時期。
北京上空的艾滋陰霾8月22日那個炎熱的午後,曉陽走了。之前,他認識的幾個北京舞院的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奧運會閉幕式中有他們的表演,曉陽就一直等著想看,但他還是沒有挨到那個全城乃至全國狂歡的夜晚。
和大部分『北漂』一樣,來自甘肅的曉陽一直在動蕩拮據的生活中尋找著夢想和機會。一張張被精心PS的時尚照片、大量以『王子』自居的文字至今仍堆砌在他的博客裡,透露著這個年輕人渴望脫離底層生活、擁有物質和精神財富的迫切願望。
今年4月中旬,曉陽在持續高燒兩個星期後,終於被醫生懷疑是AIDS病程中常見的PCP肺炎,隨後在北京地壇醫院確診為HIV陽性,但何時感染已經無從知曉; 7月上旬,曉陽病情惡化,不得不住進佑安醫院; 8月22日因多髒器衰竭去世,去世時只有80斤。佑安醫院的大夫說,比起那些『死緩』患者(攜帶HIV病毒經過十餘年纔發病),曉陽算是沒遭罪的。
可就算是『沒遭罪』,曉陽住院時所寫的字條中,數個刺透紙背的『死』字還是沒能遮蓋住這個男孩臨終前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8月初,曉陽的爸爸和繼母曾被召來北京,但了解情況後,父親只給院方留下一句話後就匆匆離去了:『他(曉陽)死了之後,你們看著處理吧』。
住院期間,曉陽堅持在本子上寫字。高燒不退、呼吸困難的時候他寫了很多『死』字,狀態恢復一點了就會寫『謝謝大家』。
8月22日,曉陽破例沒有寫字,雙手一直握住病床的鐵管,說那樣能降溫。到了下午,曉陽開始央求醫生讓他回甘肅老家。走廊裡,急診醫師聚在一處,悄悄商討他的生命體征能維持到幾號,是否橕得到登上那趟落葉歸根的列車。
16時30分,當醫生們進到病房時,曉陽緊握床管的手已經松開了……
曉陽去世前,沒有醫療費,但北京佑安醫院仍全力治療,並破例啟用了北京戶籍感染者抗機會性感染經費
5000元,十數家社群組織與愛心人士共捐款14000元,北京衛生局、北京性艾協會多位領導前往探望……這個夏天,曉陽在北京的朋友蒸發殆盡,他臨終前得到的關愛,全部來自公益機構和人士。
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告訴《中國財富》記者,艾滋病感染者被家庭遺棄、受社會歧視的現象多年來始終沒有扭轉。因為沒有反歧視的政策保障,這部分人群或者只能完全依賴政府,或者淪落到社會邊緣脫離衛生部門監控。
從1985年北京發現首例艾滋病傳入病例到2008年10月,北京累計發現並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發病5635例,其中本市居民1136例、外省市及外籍人員4499例。今年11月最新的統計顯示,性傳播所佔比例首次超過吸毒傳播,已成為北京市首要的艾滋病傳播途徑。
有部分北京本市居民從這些數字中對比和總結出另一種結論。一個ID為『北京土著』的網民在天涯論壇的一個帖子引發對罵,他在帖子裡說,『北京人向來乾淨,得病的都是胡搞的外地人……』
『這就是典型的歧視!』北京市衛生局疾控處處長謝暉告訴《中國財富》記者。他說,在北京市防艾工作中,這種歧視表現在很多方面,本地人歧視外地人,普通人群歧視性工作者等邊緣人群。雖然歧視者已經懂得傳播途徑、安全措施等基本的防艾常識,但他們骨子裡始終認為這是一種髒病,這樣的價值觀甚至覆蓋了相當比例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這樣的後果就是艾滋病被污名化,直接導致艾滋病感染者逃避甚至故意報復普通人群,這種心理絕癥的源頭不是艾滋病本身,而是社會。』謝暉說。
中國的防艾進程中,中央走在了地方前面,但這並不代表北京就走在了全國的前面。記者采訪的多位活躍在防艾領域的專家都覺得北京、廣州、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的防艾工作阻力最大,局面更難控制。謝暉介紹說,北京目前已發現的感染者中,通過吸毒和性行為被感染的患者比例高居全國之冠。『生活、工作壓力大,人們意識觀念、行為畸形開放,人口流動頻繁,都導致大都市居民面臨嚴重的艾滋危機。』
目前北京已上報的感染者只有不到5635人,也就是說,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醫療機構只掌握了這五千多人的資料,能夠做到與患者取得聯系、監督其進行必需的醫學治療,剩下數萬檢測過的感染者則與醫療部門失去了全部聯系。
謝暉告訴記者,目前大部分受檢者不願意告訴醫務工作者實名、性取向、真實職業等,很多受檢者在初篩呈陽性後卻拒絕二次復查。在海淀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說這類情況時常發生:有大學生同性戀者檢測為陽性,但仍然不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者身份;政府公務員確診陽性後,不敢講自己的真實單位;有一個大學老師索性拒絕了復查。他們現在在哪兒?
他們將HIV病毒傳染給了誰?一切都是未知數,這導致了更嚴峻的形勢:目前有大量的感染者連自己都不知道。一個巨大的黑洞塌陷在防艾工作者面前,這個洞有多大多深,連醫療部門也不清楚。
近年來,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國外政府及其他機構在中國用於艾滋病防治相關領域的資金投入已經接近100億人民幣。但由於反歧視工作和人權保障工作相對滯後,防艾機構仍是普通人群眼中的禁區『我們的公共政策到了該調整的時候了。』多年來,每到12月1日艾滋病日,張北川在各種場合都要疾呼這句話。多年
研究艾滋病傳播的教授張北川曾撰文指出,受檢者不登記自己的信息『情有可原』,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此。
張北川介紹,早在七年前,我國政府就簽署了《關於HIV/艾滋病問題的承諾宣言:『全球危機——全球行動』》。這個《宣言》的重點之一,就是強調對易感染HIV的脆弱人群的反歧視工作和人權保障。『如果這兩方面工作跟不上,自願諮詢檢測等基本防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無法推廣。』張北川說。
多位防艾斗士接受《中國財富》記者采訪時都一致認為,我國政府全力投入防艾工作,已經到了一個落實關聯政策的時期。它涉及醫療衛生之外的諸多領域,包括社會保障、社會救濟、艾滋孤兒的免費教育與義務教育、感染者及家屬的上學、就業與歧視、性別和民族平等、藥物的專利保護、政府的政務和信息公開、非政府組織與志願者行動的財政支持和決策參與、對非主流人群生存方式的包容、官員問責和司法保障,等等。
防艾大旗下的利益追逐『報名參加XX工作組免費快速HIV檢測,送安全套,還有PSP、手機大獎等你拿。』群發這種仿若彩鈴廣告一樣的短信,如今已經成了很多民間艾滋病乾預組織的重要工作手段之一。免費檢測,還送東西,既為政府防艾提供了支持,又能確認自己的健康狀況,乍看上去皆大歡喜。但遺憾的是,這類短信附含了太多的非公益因子。
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到今年已經在中國進行到第六輪,近兩年,極具聲望的蓋茨基金也被引到內地,這代表著國家防艾工作的全球化和規范化。幾年來,國外艾滋項目基金進入的流程是先通過政府衛生部門,以各地疾控中心為中介和監督,最後分配到申請項目的民間防艾志願者小組來操作執行。
2002年以前,城市艾滋病檢測、治療工作全部由各地方疾病控制中心來承擔,同時各地有少量志願者提供著心理諮詢等關愛服務。
2002年,第一輪全球基金艾滋病項目進入中國,一夜之間,中國的民間防艾志願者小組如雨後春筍般遍地湧現。目前,在內地各省市中,服務於各類艾滋高危人群的志願者小組已經達到近千家,據說,天津光是針對
MSM人群的志願者組織到目前就已經達到了近20家,已經嚴重飽和。
志願者小組如此活躍和積極的背後,是國外基金的巨大利益誘惑。
這些志願者小組的工作目標,是致力於宣傳防艾知識,為各類高危人群提供健康和心理上的關愛,同時采集各地疾控部門所需要的數據,為國家開展防艾工作提供依據,而志願者小組運作的資金、工作人員的報酬都來自基金本身,這使得最近兩年來,這些志願者小組的防艾工作在不知不覺中走了樣。
某志願者小組中一位不願具名的工作人員向本刊透露,現在大部分防艾項目都開展得很混亂。每年防艾基金進來的消息一到,就立刻會湧上大量的競標者,中標者拿到資金後,就開始宣傳推廣檢測信息,說白了就拉人來抽血,抽了血,發了錢或東西(基金項目所要求的給予受檢者的補助),最後把檢測結果通知受檢者就完事大吉,志願者小組就可以順利提成了。
這位知情者說,即使對於陽性檢出者,大部分志願者小組也只是通知後就不管不顧了。很多志願者小組的發起者素質參差不齊,個別人連基本的防艾常識都搞不清,這導致為高危人群提供心理輔導等基本工作經常成為空談。
因為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生活較為隱蔽,很多時候動員他們檢測非常困難,於是部分志願者小組之間出現了『搶客』現象,甚至為了爭奪檢測者而互相傾軋詆毀。相當一部分志願者小組實際上等於搶奪到了血液標本再『倒賣』給疾控部門。很多受檢者被說服到多個檢測點抽血,如次重復采集,得到的數據注定要
出現巨大差錯,嚴重乾擾了國家防艾工作的進行。
張北川告訴《中國財富》記者,美國在數年前啟動防艾工作的時候,也經歷過類似的混亂階段。『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終有大一統的一天。』他說。
據北京疾控中心提供的數據,截至目前,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國外政府及其他機構在中國用於艾滋病防治相關領域的資金投入已經接近100億人民幣。可惜的是,大量的資金並沒有沈入社會基層社區,而是供養了一大批機構和人員,專職或兼職地吃『防艾飯』。倘不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一味照搬國外基金的運作模式、不讓防艾機構和人員從利益鏈條中脫離出來的話,中國的防艾工作也許將面臨更大的阻障。
(責任編輯: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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