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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引人關注。會議描畫了明年中國經濟的五大政策,五指成拳,以應對世界性的經濟寒流與國內不容樂觀的經濟形勢。很多媒體注意到,會議引人注目地提出,要做好明年的經濟工作,必須『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這個邏輯讓人溫暖,也讓人欣慰——只有真正做到科學與民主的決策,纔能凝聚起十三億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唯有凝聚起十三億人的向心力,困境方能一一化解,難題將會一一拿下。
『三問』的提出,並不始於今日,已經有了多種注腳。有觀點說,『三問』的核心,是『問需』。想來這是循著這樣的思路:了解百姓的需要,纔好定計,纔好施政。理固然不錯,但輕忽了第一問『問政於民』的振聾發聵。
問需於民、問計於民,是微觀的、在操作層面的與百姓溝通。而『問政於民』,則是更為宏觀的民主施政原則。把這一『問』,和溫家寶總理常說的『知政失者在草野』相聯系,方豁然開朗——唯有『問政於民』,纔能知曉政府得失,纔能及時調整工作重心和方向。因此,問政於民,是黨和政府工作的試金石。而『問政』的范圍,也非常廣泛,不僅僅是民生需要,也不僅僅是應對具體困難或解決具體問題的策略,也包括了人民群眾對大政方針、黨風政風,對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的得失研判。
事實上,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出臺的五大政策,就是『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的重要成果。中央政治局的九位常委,在會前一直奔走於全國各地基層,一些與當前經濟形勢關聯度高的省市,更是頻繁往訪,目的就是實踐『三問』原則,調查研究,集思廣益。有了廣集民智之後出臺的宏觀政策,在執行階段,仍要將『三問』原則貫徹到底,畢竟,人民群眾本來就是參政議政的真正主體。有了『三問』,不單能豐富工作思路,還能看出實際操作有沒有走樣,有沒有把好經念壞的『歪嘴和尚』。
從80年代黨的十三大提出『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讓人民討論』;到黨的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再到今年5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施行,從此,『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有了法律依據;直至最近倡導『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 ——從『兩讓』,到『四權』,再到『三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決策層對民主政治、信息公開以及輿論監督的反復強調。這一強調的力度一浪高過一浪,許多嶄新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當年的『讓』字,還有些被動公開的含意,如今的『四權』和『三問』,人民群眾作為民主政治主體的地位,越來越凸顯;而黨和政府作為公僕的角色意識,也越來越強。
這些民主政治的新氣象,正出自被決策層鄭重奉為執政宗旨的『以人為本』四字。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說,『凡是得民心、順民意的事情,都要竭盡全力去做;凡是失民心、背民意的問題,都要雷厲風行去改。』那麼,如何知道是否『得民心,順民意』?『三問』,指出了工作的路徑和方法。
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已經證明了,凡做到『三問』的,我們的事業就大踏步前行,人民群眾就全力支持。凡是不屑『三問』的地方,就會民怨不斷,事業停滯甚至倒退。
我們國家正面臨著嚴峻的國際經濟危機考驗,一道道難關等待著我們去闖。有媒體稱,『三問』的提出,體現了越是困難的時候,越是要科學民主決策。這話其實有失偏頗,科學民主的決策,並非困難時期的權宜之計,而是我黨一以貫之的施政原則。固然在困難時期堅持『三問』,可以背靠人民群眾的堅實後盾力闖難關,但是,無論什麼時候,『四權』與『三問』,都不可偏廢,不可閑置。
只要切實做到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將百姓疾苦看作頭等大事,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得民心,順民意,執政基礎纔會穩如泰山,再大的難關,我們也能闖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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