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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本市著名作家蔣子龍在幾天的時間內,創作了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並於次年發表。小說以極大的政治膽識和藝術魅力,塑造了喬光樸這一改革者形象,揭示了舊有經濟體制與改革事業的矛盾衝突。作品打動了數以億計的讀者,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也被譽爲“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即便經歷了三十年的時間考驗,該小說仍閃爍着思想和藝術光輝,具有現實意義。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也正是“喬廠長”上任三十年之際,記者與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協會主席蔣子龍就《喬廠長上任記》等諸多問題進行了一番對話。
記者:1979年,中國文壇有件大事,即《人民文學》發表了您的《喬廠長上任記》,並引起轟動,以當時的政治背景,您在創作這部小說時,是否感到過壓力?其究竟是怎樣出籠的?
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作爲小說,自然是一種虛構。任何虛構都有背景,即當時的生活環境和虛構者的心理態勢。1978年,我剛“落實政策”不久,在天津重型機器廠鍛壓車間當主任。剛經歷過十年浩劫,車間問題很多,有圖紙沒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齊,機器設備又出故障,等把設備又修好了,人心又不整齊……我感到自己像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晝夜連軸轉,身心俱疲。不久《人民文學》雜誌派人來看望我,爲在“文革”中把我的小說打成大毒草向我賠禮道歉,如果我能原諒他們,就再給他們寫篇小說。“文革”又不是他們發動的,我對他們有什麼可原諒或不原諒的?看來這篇小說是非寫不可了,正好當時剛做了個小手術在家休息,便用三天時間完成了《喬廠長上任記》。寫得很容易,就寫我的苦惱和理想,如果讓我當廠長會怎麼幹……因此我說“喬廠長”是不請自來,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門。當時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現代管理學,只有一點基層工作的體會,根據這點體會設計了“喬廠長管理模式”。想不到引起社會上的廣泛興趣,許多人又根據自己的體會來理解喬廠長,在某種意義上擴大了這篇小說的影響。
記者:《喬廠長上任記》已被譽爲中國“改革開放”之輿論先聲,或者說其政治影響已遠遠超出了文學本身所能承載的責任,您自己對此有何評價?當年社會(非文學評論)又是怎樣評價的?能否略述一二?
蔣子龍:首先參與進來的是企業界。蘭州一大型石化公司,內部管理相當混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上級主管部門一位領導的親戚,在公司裏橫行霸道,羣衆意見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一把手走進辦公室時,發現面前攤着1979年第七期《人民文學》,已經給他翻到了《喬廠長上任記》開篇的那一頁,上面壓着紙條提醒他讀一讀此文。他讀後便召開全公司大會,在會上宣佈了整頓公司的決定,並舉着《人民文學》說:“我這樣做是有根據的,這本雜誌是中央的單位辦的,上面的文章很自然也代表中央的精神!”我看到這些報道時幾乎被嚇出一身冷汗,這個廠長極端聰明,或者說很狡猾,他怎麼能不知道什麼是小說?用天津話說他是裝傻充愣,借我的小說做他自己的文章。以後這篇小說果然給我惹了很多麻煩。有人撰文批評我,說他接觸過許多工廠的廠長,大家都知道喬光樸,有些廠長甚至把喬廠長那一套當企業管理的教科書在研究,但管理效果並不理想,最後簡直無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職……我真覺得對不起人家。但也有喜劇,東北一位護士來信講,她父親是一個單位的領導,性格剛強,辦事雷厲風行,本來幹得有聲有色,卻因小人告狀,領導偏聽偏信就把他給“掛”了起來。他一口惡氣出不來便把自己鎖在屋裏,兩天兩夜不出門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從門底下塞進《喬廠長上任記》讓他讀,讀後果然開門出來了,還說“豁然開朗”。我也一直沒想明白,他遇到的都是現實問題,讀了我的小說又如何能“豁然開朗”呢?當時天津容納聽衆最多的報告廳是第一工人文化宮大劇場,經委請來一位上海成功的企業家作報告,但入場券上赫然印着“上海的喬廠長來津傳經送寶”。天津有一位知名的企業家不幹了,先是找到主辦方交涉,理由是你們請誰來作報告沒關係,叫“傳經送寶”也行,但不能打喬廠長的旗號,這個稱號只屬於他。他不是憑空亂說,還隨身帶着一張北京的大報,以大半版的篇幅報道了他的先進事蹟,通欄的大標題就是《歡迎“喬廠長”XXX來上任》。主辦方告訴他,人家報告者在上海也被稱做喬廠長。後來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讓我寫文章爲他正名,並只承認他纔是真正的喬廠長,其他打喬廠長旗號者都是冒牌貨。我當時很感動,對他說你肯定是真的,因爲你是大活人嘛!連我寫的那個喬廠長都是虛構的,虛構的就是假的,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
記者:據我所知,在《喬廠長上任記》之前,確切地說,是1976年初,您即發表了《機電局長的一天》,也是一部敏感之作,而當時“四人幫”還未被剪除,您就沒考慮後果嗎?
蔣子龍:實際上《喬廠長上任記》是《機電局長的一天》的續篇,沒有《機電局長的一天》的風波,後來也不會寫出《喬廠長上任記》。1976年初,我在復刊的《人民文學》第一期上發表的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這篇小說很快被定爲大毒草,“在全國批倒批臭”。有外地的造反派來到天津,“強烈要求”把我揪走。市裏告訴他們我在工廠,造反派們卻始終沒有到工廠揪我。我猜他們不是不想,是不敢。所以我至今都感激工廠,倘若當時被揪到外地,我還能不能活着回來都很難說。
記者:工業題材的作品,很難出彩兒,而《喬廠長上任記》,在審美或曰藝術成就上,卻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您認爲其成功的原因在哪裏?是生活嗎?
蔣子龍:當然跟生活有關係,是大工廠的生活給了我文字中的氣勢和風骨。包括小說中最重要的故事和人物,其源頭都來自工廠生活。當時的現實生活像鞭子一樣在抽打着我的想象力,特別是趕上一個社會激烈動盪的變革期,現實催趕着你不多看不行,不多想不行,靈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蛻皮。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當代文學乃至每個人的生活都跟現實生活綁在了一起,波瀾起伏,豐富而充實。寫小說除去生活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虛構,也就是想象力。虛構不是瞎編,“虛”也不是假的託詞,是提煉,是昇華,是一種思想境界。這就要求一個作家總得有點堅持,有點操守和立場,才能夠定得住魂兒、守得住心。守住了心也才能觀察,有觀察就會有自己的感受,創作至少會有真誠,追求一種有意義的寫作。但不能將自己的虛構強加給現實,虛構應該是一種比現實更深刻更真實的“現實”。我想正是緣於此,關於“喬廠長”的虛構才撥動了現實中甚爲敏感的一根神經,隨之有了這麼多處於不同階層的人結成聯盟,或反對或喜歡這篇小說。而所有這一切,又都是對“喬廠長”這個人物的再創造。因此應該說,是當時的社會現實成全他應運而生,我不過是扮演了產婆或助產士的作用。赫魯曉夫有句名言:“作家是一種炮兵。”喬廠長這一“炮”,或許碰巧打中了現實社會中的某個穴位。
記者:30年過去,“喬廠長”至今仍被很多人津津樂道,應該說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藝術形象,且到目前爲止,您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寫作,令人欽敬。您的長篇新作《農民帝國》,仍在關注改革,由工及農,您是怎樣轉換的呢?
蔣子龍:“喬廠長”成功與否,只能由時間來檢驗。至於由工到農,我認爲無須轉換。長篇是一種緣,命中註定該屬於你的長篇,想不寫都不行。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那是一種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機勃發的翠綠,富有神奇的誘惑力和征服性,爲我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運的根基。我一向認爲,是童年養育了一個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對人的一生有着重大影響。我離開農村半個多世紀了,對農村的情感卻依然很深,平時關心所有關於農村的消息,經常要回農村看看,隔三差五地必須吃家鄉飯,睡覺凡做美夢定是家鄉的場景……有着這樣的農村情結,不寫一部關於農民的小說,豈不太虧了?如果能寫一部關於農村的小說,描寫蘊涵着農業文明形態下的鄉村和農民,在面對幾十年紛繁變幻的現代化進程時,他們都作出了哪些反應?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情結,對我的小說園地來說也是一種責任。於是,覺得將這個“農民帝國”的故事寫出來,是一件有意思、也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