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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結束的這一年,將要埋葬20世紀下半葉在西方影響最大的兩大幻想:人權的幻想和聯邦歐洲的幻想。
政治界突然回歸現實主義,是所有重大危機時期特有的現象。很多人認為,問題在於左派不肯放棄他們高高在上的理想。法國大革命以後,右派對左派的主要指責就是說他們總想讓『現實』屈從於幻想。在風暴來襲的天氣,當現實狀況變得極其惡劣時候,右派往往能佔據優勢,不僅因為他們會安撫人心,更因為經驗至上的做法使他們在行動中表現得更加靈活機動。
因此,『人權主義者』發現,我們的國家不能沒有中國市場,盡管北京政權在他們眼裡並不可愛。
1989年,人們以為蘇聯體制的失敗宣告了『新人文主義』的到來。這個夢想沒持續多長時間。
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的時候,『新人文主義』似乎取得了勝利,但它造成一種誤解。因為薩達姆對科威特的荒謬入侵使他與西方國家和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共同利益對立了起來,有一陣,人們可能以為一個集體安全的新紀元已經到來。可是很快就證明這不過是一個幻想,人權政策也只不過是現實政治的一個方面而己。
至於歐洲,一定要小心,別抱著同樣的幻想,這種對人權的幻想導致1991年對前景的誤判。
兩大因素讓人覺得27國面對危機可以用一個聲音講話。第一個因素是歐盟委員會主席迅速采取行動,第二個因素是一位拒絕落入通貨膨脹論陷阱的銀行行長特裡謝領導著歐洲央行。他們兩人的立場相反,但是惡劣的形勢使他們必須彌合分歧。歐盟成員國雖然在技術抉擇上達成了一致,但是,這並不能掩蓋每個國家都決心各顯神通的事實。
法國和德國在恢復預算平衡和經濟重振的速度上存在的分歧,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隨著捷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巨大的冰山肯定會大舉浮出水面。所以,我們有理由思忖,不知道歐盟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會不會是臨終前的垂死掙紮,不知道2008年是不是標志著一個沒有幻想、注定要在混亂和絕望之外尋找智慧的21世紀的開始。([法]阿蘭·熱拉爾·斯拉馬 法國《費加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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