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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委功不可沒
1948年遼沈戰役結束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已經陷入崩潰狀態。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決定在進行淮海戰役的同時,在華北發起平津戰役。為此,中共中央華北局決定將平津兩地各自獨立開展工作的『南系』和『北系』合並,統歸華北局城工部領導,以配合人民解放軍奪取北平和天津。
從天津科委領導崗位離休的沙小泉,至今還清晰地記得,1948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部長劉仁,通知『南系』平津學委書記黎智,立即從天津趕往河北泊鎮華北局城工部。劉仁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華北學運歸華北局領導給上海局的指示》精神,向黎智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解放平津的方針,宣布了華北局的決定,即對『南系』、『北系』黨組織實行統一領導,分別成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員會和中共天津工作委員會,北平工作委員會以『北系』為主,『南系』的王漢斌參加;天津工作委員會以『南系』為主,由黎智任書記,委員有李之楠、王文化、魏克、沈爾琳。為了適應動員群眾的需要,天津工委對外稱『迎接天津解放行動委員會』,廣泛地開展統戰工作,護廠護校,保護城市的基礎設施。為了便於聯系,並及時把地下黨掌握的敵情傳遞出來,劉仁還要求黎智盡快建立一個電臺,並抽調正在泊鎮學習的北大西語系畢業的周青(原名李秀菁)為譯電員。
11月26日,黎智肩負著迎接天津解放的重任順利返回津門,約見了華北局城工部北平學委天津職業委員會書記王文化,傳達了劉仁部長的指示,具體研究了『南系』、『北系』的合並及工作安排。11月28日,新組建的中共天津工作委員會在泰安道開灤大樓旁的泰安大廈內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工委下設學校、企業、市政銀行三個黨委,領導著全市230多名黨員和近400多名黨的外圍組織成員。學校黨委由魏克兼書記,沙小泉是三名委員之一。企業黨委由王文化兼書記,市政銀行由李之楠兼書記。天津地下工委領導市內進步力量和廣大民眾,形成強有力的第二條戰線,直接配合解放軍攻城,接管城市。
天津地下黨將傅作義之女傅冬菊派回北平,應該是中共情報史上大手筆。1946年夏天,傅冬菊從西南聯大畢業,來到天津《大公報》擔任副刊編輯。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加入中國共產黨。爭取平、津和平解放,首先必須做好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的工作。天津工委書記黎智與王漢斌商量後,決定派傅冬菊回到傅作義身邊,掌握情況,及時向黨組織和中央報告。
傅作義任何言行舉動,延安都了如指掌。傅作義問女兒:『你是軍統還是共產黨?』傅冬菊說:『共產黨。』『是毛澤東派你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你來的?』『毛澤東。』在整個平津戰役期間,傅冬菊始終工作在傅作義身邊,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貢獻。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曾高度評價過傅冬菊的作用。
提供軍事情報確定攻城方案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在侵華日軍原有工事的基礎上,利用天津河道眾多的地理特點,花巨資在市郊修築了防御工事。1948年6月,陳長捷就任天津警備司令後,又在城西和西北構築數十個鋼筋水泥結構的碉堡群。還環繞天津挖了一道寬10米、深5米的護城河,引進運河河水,在河的內側築一道土牆,裝上電網,每隔三四十米修築一座碉堡……陳長捷自詡防御工事『給天津穿上盔甲』,固若金湯。
戰役爆發前,天津地下黨打入國民黨黨政軍機關,向城工部提供了大量軍事情報,包括天津城防圖。多年研究天津黨史的離休乾部陳德仁(已去世),曾經向記者介紹說,天津地下黨解放前曾經為華北局城工部提供了8份城防圖,這些圖涉及許多系統眾多方面。為了這些圖的獲取、復制和轉送,天津地下黨很多同志冒著生命危險,費盡了周折。但是由於當時工作是單線聯系、時間久遠、有些當事人去向不明,要想搞清楚一個個細節非常困難。陳德仁花費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發現當年為華北局城工部提供的一份城防圖,5位當事人都在本市。解放後他們各自都擔任一定的領導工作,卻彼此並不認識。時隔40多年,經陳德仁的串聯,王文源、麥璇琨、劉鐵淳、康俊山、趙岩五位老人歡聚一堂,其激動之情難以言表。他們追憶了當年許多地下戰線鮮為人知的傳奇故事,核對了他們共同完成這份城防圖的許多具體的情節。
1948年9月,陳長捷再次修築城防工事時,黎智和工委委員王文化,把了解城防工事的任務交給了在天津工務局建築科工作的張克誠。張克誠趁機將城防工事布置圖帶回家,經過兩個不眠之夜的工作,將圖紙手工復制。這張臨摹的《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總圖》,不僅標出了城防碉堡的位置,而且還有碉堡的形狀、尺寸規格、高度、單雙層次、明暗之別、射孔位置等。這張城防工事布置總圖經黎智派人送往解放軍前線指揮部。
地下黨員曾常寧在父親曾延毅的幫助下,獲取了《塘沽城防圖》和《咸水沽兵力駐紮表》。地下黨員張治以賣油炸魚蝦小販的身份,到國民黨軍的駐地偵察,繪制出天津市內外圍地區包括從北站到宜興埠、民權門、赤土直到東局子飛機場一帶的地形、道路、碉堡、火力配備等情況的詳圖。冀東天津工委繪制了《塘大地區守軍碉堡、布雷方位圖》、《天津市區形勢圖》、《塘沽北部地帶圖》,圖中注明了重要的工廠、倉庫、學校、醫院、電廠的位置,對國民黨市政府、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的位置作了特殊標記,對北站、老龍頭火車站附近的道路、建築、防御工事作了詳細的說明。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的警衛連長、地下黨員王亞川提供了天津警備旅的布防、天津守備及動力配備情況、防區范圍和重要人員名單。這些資料全部送到前線指揮部,對攻城作戰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月初,為了對付解放軍的攻勢,陳長捷重新調整了兵力部署。劉仁急電黎智,要求盡快弄清此次守軍兵力換防的詳情。《大公報》記者、地下黨員李光詒,利用在國民黨華北聯勤總部第十二兵站少校秘書李貽亮的親戚關系,在發軍餉時弄到了有部隊番號、駐地、人員和槍支的花名冊。這些情報通過地下電臺報給前線指揮部。地下黨掌握的情報判斷敵軍主力在北邊,這與解放軍前線指揮部偵察的情報是一致的。劉亞樓綜合各方面的情報,作出了『避實就虛、東西對進、攔腰斬斷,然後分別向南北推進,先南後北,先分割後圍殲』的作戰策略,保證了天津戰役的順利進行。
由於天津工委提供了大量翔實的軍事情報,使得解放軍的攻擊炮火准確無誤。天津老百姓紛紛傳說:『解放軍炮彈有眼睛,只打國民黨,不打老百姓。』陳長捷也不得不承認:『解放軍雖是長途驟臨,卻能了如指掌,得以恰當選攻要害,一舉打碎防陣的體系以至不可收拾。這等情報的提供,是共產黨地下工作組織深入、機敏與細致到神化莫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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