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禍根在美國中國責任論站不住腳

　　——專訪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

　　近日，西方某些學者和政客在媒體上拋出言論，指責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高儲蓄助長了美國的過度消費和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並聲稱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的高順差纔是本次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究竟如何看待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如何看待『中國責任論』？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言論？新華社記者16日就此采訪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

　　金融危機的『禍根』在美國

　　新華社記者:從雷曼兄弟破產算起，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爆發已有5個月時間，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危機的爆發？

　　張健華: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尚未結束，現在進行全面的經驗教訓總結也許還為時過早，但從各種主流的觀點來看，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失誤、世界金融體系存在的重大缺陷以及監管不足等問題無疑是導致此次危機爆發的最重要原因。

　　從宏觀層面來看，美國的經濟政策只關注了其國內問題，忽視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應承擔的責任，最終釀成此次危機。2000年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破裂，為刺激經濟，美聯儲13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直至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歷史最低點1%，並將如此低的利率水平保持了相當長時間。就財政政策而言，2001年之後，美國政府一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減稅以刺激經濟增長，使原本已經過度依靠消費拉動的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衡；另一方面，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導致美國政府開支及赤字不斷擴大。美國所實施的赤字財政政策和大規模減稅計劃，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催生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和擴大。資產價格過高引發的『財富效應』，又進一步刺激了美國的過度消費，直至危機爆發。

　　從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來看，近年來，負有維護全球金融安全和穩定職責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較多的精力放在了應對發展中國家和新型市場國家的金融風險上，對於具有更大影響的發達國家，特別是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經濟和金融穩定狀況關注不夠，不僅未能發揮早期預警作用，而且在危機已經發生的情況下應對亦不夠及時。

　　從微觀層面和監管角度來看，此次危機暴露出的問題更為突出。

　　一是以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為代表的許多金融機構在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方面存在嚴重缺陷。這些機構漠視風險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機制，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例如，一些金融機構的董事會放任管理層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而疏於對風險的適當評估和有效控制，甚至縱容欺詐性的資產承銷和經營行為，以追求市場份額、業務增長和高額獎金。這樣『紳士俱樂部』般的公司治理，無法阻止高管層在短期利益刺激下過度擴張有風險的業務。

　　二是創新過度導致金融風險擴大化。正常的金融創新有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和分散金融風險，但過度的衍生加上缺乏有效監管，導致了金融機構風險與收益不匹配，風險不僅沒有分散掉，反而被放大許多。評級機構沒有真正承擔起金融市場『看門狗』的責任，不僅因利益關系產生一定的道德風險，其順周期的評級結果還與『盯市』的會計准則一起，共同助推了資產價格的螺旋式上昇和泡沫的積聚，並加速了資產泡沫的破滅。

　　三是金融監管體系存在重大的缺陷。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發達國家金融監管當局過於相信市場的理性，長期奉行自由放任的監管理念，監管制度的漏洞使金融體系的風險逐步積累，監管手段的不足又導致在問題發生時無法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

　　『中國責任論』荒謬之極

　　新華社記者：即將卸任的美國財長保爾森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把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主要歸咎於中國等國的高儲蓄率，應怎麼看待『中國責任論』這樣的觀點？

　　張健華：這種觀點是極其荒謬和不負責任的，屬於『強盜邏輯』。此次金融危機是在全球經濟失衡的背景下爆發的。從表面上看，金融危機似乎和全球貿易失衡存在著某種關聯。但剛纔我們談過，美國的經濟政策、金融監管和金融市場的多重失誤，纔是造成危機的根本原因。如果將全球經濟失衡歸咎於順差國，顯然是推卸責任，也立不住腳。

　　美國低儲蓄、高逆差是其長期以來的政策選擇和消費習慣造成的，中國的高儲蓄、高順差不是美國低儲蓄、高逆差的原因。從時間上來看，中國高順差與美國低儲蓄的出現存在明顯的時期差異，兩者之間並無因果關系。

　　實際上，在中國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之前美國高消費的習慣就早已養成。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個人儲蓄率就曾降到零以下，1933年甚至降至歷史最低點-1.5%。美國新一輪的個人儲蓄率下降從1984年就開始了，到1999年就已降至2%左右的水平，並維持了長達6年之久，2005年-2007年均低於1%。美國的貿易赤字自上世紀80年代初一直持續到現在，已歷經近30年，同期財政收支除1998年-2000年，也就是克林頓執政的最後幾年之外也均為赤字，這些都不是近些年特有的現象。而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在2003年之後纔開始大幅增加。顯然，認為中國的高順差導致美國高消費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導致美國高消費和巨額逆差的根本原因，一是美國自身擴張型的國內政策刺激了個人消費增長和公共開支擴大，導致居民個人和政府儲蓄率不斷降低；二是美國在大量進口消費品以滿足本國市場需求的同時，卻對出口設置各種障礙，阻止本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兩方面的綜合作用導致美國儲蓄率持續下降和貿易逆差大幅上昇。

　　近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新興經濟體加強了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這是這些國家吸取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提高危機應對能力的措施，其實也是此前IMF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給亞洲國家開出的『藥方』。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救助過程中，美國政府主導了IMF對亞洲國家的救助政策及救助條件設計。在IMF給亞洲國家開出的『藥方』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求亞洲國家實行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減少財政赤字，增加國際儲備。

　　10年來，亞洲國家尤其是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的主要國家吸取教訓，增加了國際儲備和國內儲蓄，提高了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現在卻又被西方國家的某些人看成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其論調明顯自相矛盾。

　　我個人認為，『中國責任論』的說法除了是為西方一些主要國家自身經濟政策失誤及監管不力開脫外，恐怕也是為這些國家今後出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或對中國進一步施壓尋找借口。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並予以澄清，否則將不利於全球加強國際合作，不利於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共同應對危機。

　　全球經濟失衡是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結果

　　新華社記者:西方一些言論把金融危機歸結為全球經濟失衡和中國的貿易順差，那麼，如何理解當今全球經濟失衡現象，它是如何產生的？

　　張健華:中國的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際分工和貿易格局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產業分工深化的結果。

　　過去20年間，美國等發達國家完成了低附加值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結果是發達國家對制造業產品的需求越來越依靠進口。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順差是在這種新的分工條件下的必然結果。巨額外貿順差並不是中國追求的目標，目前這種分工模式也不是中國能完全主動選擇的。中國的出口增長是全球產業轉移的必然結果，具體有以下三種表現:一是從1999年開始，加工貿易順差均高於當年貿易順差總額。2008年前三季度我國貿易順差為1800億美元，加工貿易順差則達到2100億美元。二是2002年-2007年，外資企業的順差佔總順差的比例從31%提高到51%。2008年前三季度，外資企業的順差佔比進一步提高到61%。三是出口轉移明顯。不僅發達國家制造業向中國轉移，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制造業也向中國轉移。近年來，中國在對美歐擁有較大貿易順差的同時，對東亞和一些石油輸出國的貿易逆差也在不斷擴大，中國有相當一部分貿易順差是其他國家轉移過來的。

　　從進口來看，中國的低進口也不是自願的，這與部分發達國家對中國實行高技術貿易壁壘有關。中國經濟的較快增長帶來對高科技產品的旺盛需求。從比較優勢的角度看，中國應當大量進口高端產品，但發達國家設置多重貿易壁壘，限制和禁止高科技技術裝備出口到中國，導致我國進口增速持續低於出口增速，加大了貿易順差。

　　我們也認識到，全球經濟不平衡的糾正並非一日之功，需要主要貿易大國在相當長時間內的共同努力。當今世界，大國行動對推動解決全球失衡實際上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美國首先應加快自身政策調整，減少財政赤字，提高國內儲蓄率，加強金融監管，減少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限制；美元既然是儲備貨幣，美國政府的美元政策，就不能一味追求美國一國的經濟政策目標，要負起大國責任，負起世界主要貨幣發行國的責任，更多考慮和追求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

　　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政府一貫保持負責任的態度。今後將繼續貫徹落實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各項政策措施，大力完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民生領域的體制機制，穩步推進資源價格和匯率形成機制方面的市場化改革，下大力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更多地依靠內需，減少對出口的依賴，通過自己的努力為推動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作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