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發生事故時，顯然很少有人會自發救助。一名挎著菜籃子的婦女被一輛小客車撞倒在地，她頭上流血，輕聲呻吟。15名過路人圍著她，睜大眼睛觀看，無動於衷等著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難道中國人都冷酷無情嗎？

　　當然不是。與西方人相比，中國年輕人對老人尤其對親戚的責任感顯然大得多。在現代中國城市中也是這樣，一旦父母有困難，甚至那些看上去前衛、不羈的年輕人，也會突然變得很有責任意識。這時有很多事要靠自己打理，例如中國醫院大多只提供醫療和住宿，其他所有一切都要靠病人的親戚和自己來操辦。

　　中國人對遠房親戚也有很強的責任感，他們仍然會按『親戚模式』來思考，而西方人的親戚觀念早已被淡化。中國大城市之所以沒有貧民窟，是因為新到的民工都可以在先到的家鄉『親戚』那裡找到立足之處。

　　那麼，中國人只對與自己有關系的人纔有同情心，而西方人的同情心更多針對陌生人嗎？四川特大地震後，全中國民眾對災區的大力支援，正好與這樣的結論相反。這首先是民族凝聚力的問題。在中國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中國人對自己同胞的同情，明顯超過對一名非中國人的同情。這種對本民族的紐帶情結和責任感，遠遠大於西方人。

　　除了官方宣傳直接發揮的作用外，中國人擁有的數千年共同歷史，也形成了獨特力量。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那根看不見的、連接個人與民族間的紅線更短。所以四川特大地震在中國更多牽涉到的是民族，而非個人。由於整個民族的根基受到震撼，所以人們更緊密地站在一起。

　　如果我們觀察中國人一方面對民族，另一方面對家庭的紐帶情結，我們就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有一處『真空地帶』。對處於這一中間地帶的人群，中國人並沒有引人注目的同情心。興旺發展的中國競爭激烈，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狀況。看來，中國人的警世格言是：在一個一切從頭開始，13億人相互競爭的時代，一些人的同情心已被『畏懼掉隊』的心理排擠，沒有人願意為一名陌生人承擔風險。在這方面，中國人的同情心更具有達爾文『進化論』的特色。(作者Frank　Siren 譯者古雷德國《時代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