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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印象
30年前,他是一名鉚焊工,掄大錘,敲砸一顆顆燒紅的鉚釘,揮汗如雨。30年後,也就是現在,他是一位老總,率領著科研團隊研發高科技電子產品,生產的安防設備遍布全國,就連美國某軍工企業也把兩百萬元研發費拍給他,請他幫助研制一種夜視跟蹤定位產品用於無人機、直昇機上的偵察設備。
此人叫葉晨,天津市亞安科技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50歲,乍看還像是一個小伙兒,一個精神、時尚、好玩越野車那樣的小伙子。
采訪葉晨,被他帶著參觀他的實驗室。那是大年三十的頭一天,再過幾個小時就要放長假、過大年了,社會上好多單位早已人心惶惶放了羊,記者發現這裡的人們還在堅持工作,實驗的設備還在運轉。
某一實驗室裡,一座封閉的實驗倉裡正在測試一臺高速智能球形攝像機的雲臺應付高寒環境的性能。球形攝像機右、左分裝一支光學和紅外的攝像機,正按程序不停地高速運轉。葉晨介紹說:『這就是我們為美國某軍工企業研發的高精度圖像跟蹤定位雲臺,它將被用於夜視跟蹤定位及無人機、直昇機、軍艦和戰車等許多武器裝備的旋轉攝像機上。那些裝備都是高速運動的物體,均有劇烈的顫動。眾所周知,一般的攝像機在顫動的狀況下會因對焦不穩而圖像模糊。但裝了我們的這種雲臺,就能保證攝像機在高速的運動中仍能拍到清晰的圖像,對焦點指哪打哪,迅捷而准確。』
美國乃科技強國,特別是在軍工的制造上。如今美國仍在嚴格控制著對華的軍售,以及尖端技術的出口,甚至脅迫歐洲、日本、以色列、南非和澳大利亞一起這樣做,不想他們自己卻跑到中國來,請求中國的一家民營企業幫助提高他們的武器裝備來降低成本。記者感慨:中國真的是站起來了,葉晨生產的那東西十幾年前國內還一點都沒有,全靠進口,如今不僅能大批地生產、出口,還能打進美國的軍工市場。記者想,那些美國人大概想不到他們所求的這家民營企業,發展的歷史僅有15年;大概更不會想到創辦這家企業、帶頭研發出這種精密儀器的人,曾經是一名普通的鉚焊工。
采訪葉晨,就從『一個鉚焊工如何蛻變成高科企業老總』的話題上開始。
從鉚焊工到研究生
記者:剛纔您說您曾是一個鉚焊工,鉚焊工怎能乾起高科技?
葉晨:說來你可能不信,我乾的是高科技,但我卻沒有讀過高中,更沒有上過大學。我的成長,走的是一條彎曲的路,很艱辛,但很有意義。
1976年夏我初中畢業。那時『上山下鄉』運動尚未結束,『條文』規定多子女家庭中老大可上高中,也可分配工作。我是家裡的老大,父母就讓我進了工廠。我被分配到一家化工修配廠,工種鉚焊,說白了就是一鐵匠,每天掄大錘,把燒紅的鉚釘砸在機件上。那是力氣活兒,很苦很累。但我慶幸自己能有那樣一段人生經歷,師傅經常告訴我『出力纔能長力』,那年我17歲。
不過,沒上高中是我一大遺憾,本來我就特別喜歡讀書,過早地離開學校,心有不甘。一年後,我考上了天津儀表無線電學校。畢業後進無線電十二廠做技術員。但我還是不甘心,讀書的癮頭還沒夠,於是繼續讀書。
上夜校,自學高中課程,參加高考,但卻沒考上。當時不少人以為葉晨這回該死心了,不想高考的失敗反倒激起我更大的野心——你大學不要我?我還不上了!我邁過你去,直接報考研究生。人家可能就想,你葉晨連考大學的水平都不夠,還想去考研究生?搞笑!但我還就是把它給考下來了,讓所有人大吃一驚。
那是1985年,有意錄取我的是兩所大學,吉林工業大學和武漢工學院,後者是計算機控制和理論專業打算要我,我喜歡研究電子技術,所以選擇了後者。武漢工學院70多歲的老教授何文蛟,特意把我叫到武漢去面試,他要看看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青工怎麼就能考上研究生?面試後,我被破格錄取了。
從國企工程師到3人公司老板
記者:研究生畢業後您乾了些什麼?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研究生是非常稀罕的人纔,社會上供不應求,而且您還是一個讀書的『蟲子』,怎就捨得下海呢?
葉晨:1988年研究生畢業後,同學們有的去深圳,有的去北京,我回了天津。天津當時正在籌建『大無縫』,是國家的重點項目,我被分配到籌備處當工程師,負責技術工作,帶著一幫大學生。當時那麼大的一個企業,只有包括我在內的兩名研究生,按說已是很不錯了,乾好了肯定有前途,如另一位研究生後來就成了那兒的主要負責人。不想去了一趟深圳,就再次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妻子是廣東人,婚後她工作在廣州。1989年12月我去廣州探親。探親假一個月,白天她上班,我沒事乾,就去深圳看我的同學,一看,思想發生了變化。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當時北方這邊死氣沈沈,好多人還在爭論什麼姓『資』姓『社』的問題,人家深圳那兒已經平地建起一座開放的新城,遍地都是合資企業,思想觀念非常超前。到那之後,和人家一聊,我眼界大開,感覺到那裡是一片廣闊的天地,廣闊到讓我看不到它的盡頭。相比之下,我的單位天地太小,因此心旌搖曳,有了思變的念頭。
思想反復猶豫時,我在深圳找了一份打工的差事。拿著我計算機控制專業的碩士證書,毫不費力地當了一家港資企業的工程師。當時沒打算在那兒多乾,是那兒的高薪吸引了我,月薪300多元,是我在國有企業的五倍啊,我計劃著只乾一個月,乾到春節,掙出探親的花銷來就走,天津畢竟是我的根據地,一想離開她,馬上又有好多難以割捨的東西。不想乾滿一個月後,老板很壞,他怕僱員們跳槽,宣布工資春節後纔能發放。我只好等下去,不想這一等,就在春節的那幾天裡,冷靜的思考、加之所見所聞,以及我對中國改革開放時局的分析,促使我下定了不回天津,而是在市場大潮中發展自我的決定。
記者:講講您下海創業的經歷,其間您抓住了哪些機遇?
葉晨:春節後,我成了天津『大無縫』第一個下海的職工。在研究生畢業的工程技術人員裡,恐怕在天津市都是較早下海的一個。當時不少人說我是『傻帽兒』,那麼好的一個崗位,更有出國的機會,丟掉不要了?我承認那崗位不錯,問題是我發現了一個更適合我的機會——我的理念是:要學會抓住機會,一旦發現了好機會,一定要把它抓住,抓住的同時也要學會放棄,切勿瞻前顧後——所以我放棄了已所擁有的『鐵飯碗』。我選擇另一家公司,做營銷方面的工程師,意在學習什麼是經營、什麼是市場、什麼是管理?那是一家民營企業,經營的是我現在生產的安防設備,探頭、報警器等,用於企業保安和家庭防盜。
再過一年後,也就是1992年,我和那位同學分手,自己徹底獨立出來單乾.
一年後,公司的管理發展限制了我的思路和發展,不能為我再提供一個發展平臺。偶然機會,我和一位同學合伙在深圳承包一家大公司的經營部,做起商貿的生意,同學開辦鞋廠,我還是銷售安防設備。這期間我乾得非常辛苦,聯系客戶,都是自己去跑,我能馬不停蹄地連續出差跑上一個多月,其間別說休息日,就連睡覺的時間都盡量安排在火車上,為的是節省時間。
1993年,我把握了另一個機會,即天津的安防市場幾乎是一空白,一是天津經銷安防設備的企業極少;二是天津那時別說一般企業,就連銀行都沒幾家裝備電子監控設備的,潛在的需求量很大。於是我重返家鄉,在新技術產業園區建立了天津亞安科技電子有限公司。
當時公司很小,僅3個人,租了40平方米的辦公室裡,注冊資金50萬元。但就那點錢也都是借的,連我父親養老的錢都被我給借來了。
轉機出現在1997年。那時安防監視產品幾乎全部進口,僅有國內少數企業開始生產,但供貨的國內企業與我們處理不好關系,包括其質量、服務、市場等,迫不得已只好自己搞了。於是就把一些設備拆開來細看,電子技術我不陌生,本來我就是研究這個的,一看其結構、原理遠非原先想象得那麼復雜,自己能生產,於是就下了向開發、生產轉型的決心。我網羅了幾位技術人員,沒有資金,只好從親朋處借,夜以繼日地開發、研究、試驗,很快拿出了產品參加展會,全國范圍內跑客戶測試,憑著我們的產品價格是同類進口產品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但質量並不差,至少服務又好,結果很快就打開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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