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全球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低速增長的背景下，可依賴的選擇仍然是堅定不移地持續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演變的全球經濟衰退仍然在持續，穩定金融市場和刺激經濟增長正在成為各國政府最主要的政策議程，中國亦不例外。面對『本世紀經濟最困難的一年』，去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對於這種結構調整與擴大內需『雙管齊下』的應對策略，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部長魏加寧表示贊同並同時指出，『無論是擴大內需還是結構調整，最終都必須依靠改革。』

　　『現在需要正確全面地總結我們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經驗。』他解釋說，過去五年中國持續高增長的成績，一方面靠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的積極財政政策，另一方面得益於全球經濟高漲推動中國出口快速增長，『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當時工作重心很大程度上放在了改革方面。』

　　比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們認識到健康銀行體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纔狠下決心搞銀行改革；為加快城市化進程，纔在1999年搞了住房制度改革；意識到僵化的國有企業體系不可能支橕經濟的增長，纔搞了當時大規模的減員增效、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正是主要依靠這些改革在制度建設上釋放出的能量，纔有了新中國經濟史上發展最快、持續最長的增長期。

　　事實上，過去30年我國能夠創造出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就是依靠以制度建設和創新為核心內容的改革開放解放了巨大的生產力。以人類發展指數為例，我國從改革開放前略高於低人類發展水平的0.53，上昇到2006年接近高人類發展水平的0.781，其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2%以上。改革所釋放出來的經濟活力，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使我國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

　　現在，無論是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遇到的深層次矛盾，還是應對全球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低速增長的挑戰，可依賴的重要選擇仍然是堅定不移地繼續改革。

　　改革到了今天，可以說容易改的基本上都改了，下一步改革必然要面對一些難啃的『硬骨頭』。中國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向《瞭望》新聞周刊分析說，雖然現在我國面臨許多問題和困難，『但「硬骨頭」也恰恰說明了我們存在許多機會。因為這麼多問題，哪怕只要解決好其中一兩個，就可以讓中國發展找到新的增長點。』湯敏拿著手中自己主持、剛剛出爐的《構建全民共享的發展型社會福利體系》研究報告說，『比如，改善我們的福利制度，哪怕稍微改善一點，也能釋放出大量的內需空間。』

　　可見，中國經濟下一步乃至未來30年再續『奇跡』的動力和信心，仍然來自於克難攻堅的深化改革。

　　向『攻堅』要發展動力

　　在湯敏看來，過去30年，中國確實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還存在許多問題和缺陷。比如內需不足、貧富差距大、城鄉二元結構，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好，我國下一步增長的動力就會不足；解決好了，帶來的將不僅僅是經濟增長，還能使我們的增長模式實現一個巨大的變化。』

　　這次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使得國內改革的緊迫性大大增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問題，與這次全球金融海嘯衝擊的外部因素有很大關系，但更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內部的體制原因。這些年來改革在多方面沒有到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滯後是當前經濟領域最突出的矛盾。

　　按照他的判斷，即使沒有金融海嘯的因素，國內投資拉動、出口導向、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早晚也要出問題。金融海嘯只是使這個問題暴露得更快、更為充分，『因此，當前保持國內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更重要的是加快國內改革步伐。』

　　目前，我國宏觀政策把『保增長』作為各項調控的核心目標。『當前保增長不是一般性地恢復過去那種粗放型的增長，而是追求結構調整，追求更有質量、更有效率的增長。』魏加寧強調，過去十多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沒有實質性進展，主要在於市場化改革不到位。

　　比如，政府控制土地要素；把GDP的增長看作主要的政績指標，各級政府都運用自己掌握資源、支配資源的權力，用粗放的方法營造政績；各級政府財政主要收入是生產型的增值稅，直接跟物質生產部門的生產速度結合在一起；商品價格，特別是消費品價格實現了市場化，但是在資源價格方面，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控制。行政控制的低價格鼓勵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等等。

　　為此，要在宏觀政策調整的同時，堅持用改革的辦法，致力於解決增長的空間和發展的動力，致力於解決中長期、深層次的體制問題。因為，只有制度創新纔能保證有質量、有效率的增長。

　　本刊記者聽到一家大型空調公司的事例，該公司相同的業務素質和條件下，250個國內銷售人員完成的業務量比不過6個海外銷售人員的業務量。這側面反映出目前國內市場在銷售體系、流通體系、信用體系、服務體系和市場管理體系方面與國際市場巨大的差距。這家公司管理人員感慨地說，『如果我們能利用此次擴大內需的機會，在這些方面實現改革突破，降低制度成本，將會巨大地釋放內需市場的增長空間。』

　　就此，湯敏告訴本刊記者，『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遠未完成，同時現在的中國經濟又面臨上新臺階、培育新增長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戰略機會。如果改革能夠實現新的實質性突破，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帶來新的巨大增長空間。』

　　充分利用『倒逼』機遇

　　『最近有一種觀點認為，審視今年的改革，重點是保增長、擴內需，因此，經濟體制改革可能有所弱化，甚至會擱置一旁。』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對此持相反看法，他向《瞭望》新聞周刊表示，『國家「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強民生」，恰好對改革形成「倒逼」機制，應抓住這個難得機會來深化改革，變經濟「危機」為改革「契機」，只有堅持改革，纔能真正幫助戰勝危機。』

　　他告訴本刊記者，這次我國經濟增速急劇下滑，固然有全球經濟大勢的影響和拖累，但也和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層矛盾和經濟體制內部的『痼疾』分不開，『增長速度「水落」之後，可以看出一些硬「石頭」，就是在經濟高成長情況下掩蓋的一些制度性問題，通過這個危機顯露出來。』

　　『這也叫「水落石出」。』常修澤進一步談到，這次危機暴露出我國在前一段高速增長情況下所掩蓋的制度性問題，包括舊體制遺留的問題，也包括『轉軌』中出現的新問題。這些都對改革形成『倒逼』之勢。

　　『30年前，我們之所以要進行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被逼的。30年之後，中國改革的任務遠未完成，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下一步如何攻堅克難是嚴峻考驗。』對於目前的機遇，接受本刊采訪的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也持類似的觀點，『從外部看，不期而至的國際金融危機也給中國改革和發展帶來了極大壓力。當前的內外壓力也給中國繼續推進改革提供了「倒逼」機制，這和30年前頗為相似，給中國帶來新的機遇。』

　　『當前，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交織在一起，外部影響和發展階段變化結合在一起，這樣就把短期困難和長期矛盾交織在一起，經濟發展的困難度在加大，使我們發展的矛盾全面凸顯。』遲福林向本刊記者繼續解釋說，在這個背景下，必須要以改革的辦法來破解發展的矛盾。

　　這就意味著短期的宏觀政策和長期的改革措施要結合起來，纔能給國民以信心：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不僅要治標，而且要治本。而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既取決於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安排，又取決於在改革的一些關鍵方面能否有所突破。唯此，纔既能實現短期保增長的目標，又能為長期發展尋找一條出路。

　　『這次危機也是我們進行結構性改革的一次重大機遇。』湯敏說，在經濟發展形勢比較好的時候，可能進行改革的動力未必大，『往往是每次經歷一次大的外部衝擊，中國經濟就會上一個新的臺階。因為在危機面前，中國能夠集中智慧和精力推動體制的改革，找到新的增長點。』他特別強調，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目前『倒逼』形勢創造出的改革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