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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09,『農民工』這個詞反反復復地衝擊著人們的視線。他們是勤勞的群體,他們也是無奈的群體。身在城市,卻沒有戶口,城市人的福利與他們無緣。混跡於城鄉接合部的昏暗租賃房中,或躺在夏如火爐、冬如冰窖的工棚中,他們身在城市卻無時無刻不在眺望著城市……『農民工』兄弟姐妹何時實現與和諧社會建設目的相符的城市待遇和身份,已是擺在社會面臨的嶄新課題——
並非中國獨有 經濟發展必然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軌跡看,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的,工業化的過程伴隨著城市化,城市化則是工業化的自然結果。無論是英國、美國這些老牌工業國家,還是韓國、臺灣地區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工業化的過程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轉變的過程,就是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集聚、農民向市民身份變化的過程。
但中國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大批的農民進城加入了工業化的大軍,而我國實施的戶籍管理制度使這些進了城的農民並不能實現市民化。
記者了解到,改革開放前,我國奉行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而重工業領域吸納就業能力低,城鎮自身勞動力就業已很困難,因此農民基本沒有進城。而改革開放後,城市各種補貼機制取消,農民進城務工的遷移成本大大降低;同時,傳統體制經濟形式多元化,尤其是加工貿易的迅猛發展,而此時農業生產水平在不斷提高,農村耕地日益減少,於是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人口湧入城市,進入制造業、城市基本建設和城市消費服務業等方面,從事城裡人的工作,於是有了『農民工』這個城市與農村的『夾心層』。
文化技術水平低 失業最先受衝擊
由於文化技術水平較低,從事工種技術含量較低,在國際金融危機面前農民工愈顯弱勢。不少省市統計資料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導致農民工務工收入和就業機會都出現了大幅度萎縮,一些農民工已經成為金融危機下企業裁員的受害者。至於就業打算,則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除了重返打工地外,也有人選擇回鄉就業或創業。
2月18日,在西站廣場,記者遇到了來自河北景縣的農民工小趙。今年26歲的他年前剛剛結婚。他操著濃重的鄉音告訴記者,他原本在北京當兵,退役後就留在了北京亦莊一家工藝品工廠做倉庫庫管,年前工廠出口受阻,訂單大幅減少,他被裁員……『在外邊五六年了,猛的回農村老家還真不太適應。我有大專文憑,還有經驗,聽以前的老同事說天津這裡機會不少,這次就和倆老鄉來碰碰運氣。』說完,小趙和幾位老鄉快速登上了去開發區的公共汽車……
3月9日,在天津站,記者遇到了甘肅漳縣農民工李建華夫妻,她告訴記者,她原來在廊坊一家制衣公司上班,去年從8月份起公司不再加班,工作時間也改為上四歇三,因此收入明顯減少,她和丈夫去年春節前來到天津找工作,『眼下活兒不好找,我們兩口子商量後,決定留他一人在天津打拼,我回老家照看家裡和孩子。』記者采訪中了解到,還有不少農民工選擇了主動離職,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機降低了收入,這在制造業、物流業、服務業表現得都很明顯。江蘇東臺農民工王豐在北京做了13年的建築小工,他就告訴記者,建築工地太辛苦,每天起早貪黑趕工期,而碰上國際金融危機,每月工資不僅不增反而下降了,除了伙食費和洗理費每月剩不下幾個錢,因此他打算回鄉呆一陣子。
流動的邊緣人 夢想融入城市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如果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百萬農民工下珠江開始算,到現在遍及各大城市的農民工,全國的農民工流動數以億計。20多年來,大量青壯年農民紛紛離開家鄉,湧入城市務工,形成中國特有的農民工現象。這支『勞動大軍』在推動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他們依然成為城市的邊緣人口。
『作為10年甚至20年的城市發展的建設者和城市財富創造者,目前大部分農民工仍然無法融入城市。』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執行主任時福茂律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以自己的父親為例介紹說,『父親到城市務工已經幾十年,但現在已年逾六十的他仍舊沒有改變自己農民工的身份。』現在,雖然農民工把自己的青春與汗水獻給了城市發展,年邁時仍然只能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
南開大學政治學系主任、中國農民問題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程同順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說,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變遷,目前已經有一億多農業人口在城市就業與生活。但是由於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的影響,農村人進城後,主要流動在城市的邊緣地帶,成為了『漂著的』、『流動的』社會群體。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戶口進不了城,保險上不了,住房靠租用,子女上學也困難。
不僅如此,『漂浮』的農民工大軍還繁衍出了第二代農民工,這些人沒有農村生活的經驗和基礎,只熟悉城市生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春光說『這些人沒有務農經驗,對農業沒有感情,而且其進入城市的動機與第一代大為不同。他們不僅僅是為了掙錢,還帶有改變身份和地位的強烈願望。』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執行主任時福茂說,在北京,農民工子女有近20萬不被認可為北京的小學生,所以在辦理公交卡時還不能享受學生的優惠。甚至還有『同命不同價』的『潛規則』。他舉例說,如果在同一輛車上發生了車禍,遇難者擁有本地戶口和外地戶口享受的賠償標准也不一樣。
今年37歲的胡延生老家在江西湖口縣鄱陽湖邊,來天津從事下水道疏浚工作已經9年多了,來天津前,他在北京的建築工地當了兩年鋼筋工。說起在外打工的辛酸,小胡苦笑著說:『咱農村人,吃苦,受累都不怕。最怕的是你們城裡人給白眼。還有,就是孩子讀書考學。』小胡的大女兒已經14歲,在城裡花錢借讀了3年,因為花費太大,小胡把女兒送回了老家,今年就要考高中……記者采訪中,發現不少在天津以及其他城市打工的農民工都有著小胡一樣的夢想。
城市化必經之路 農民轉化成市民
3月7日,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城市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鴻勝就此接受了記者電話采訪。他在電話裡分析道,縱觀世界各地的城市化進程,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重要功能是將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然而農民工落戶城市的問題不可能一朝一夕解決,它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門檻一定會越來越低,『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該探索一些新的形式讓農民工融入城市,享受一些「同城待遇」。』郁鴻勝說。
以義務教育為例說,有專家提出義務教育的財政支出就應該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可以考慮對應該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發放教育券,地方政府可以憑借這個向中央申請財政,這樣就解決了流動性的問題。
采訪中記者注意到,近年來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陸續出臺了不少針對農民工的保護與服務政策。但是農民工融入城市還面臨著各種體制機制方面的障礙,最主要的是戶籍管理制度。
程同順教授在采訪中坦言,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二元分割遲早要被打破,讓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實現農村與城市戶口的對接以使農民工享受到相對公平的待遇。但是,對於城市現在是否應該完全放開接納農民工,江蘇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范朝禮接受采訪時承認:『目前,國內沒有任何一級城市敢完全放開讓農民工享受與城市市民一樣的待遇。』在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城市,流動人口佔相當比例,廣東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了本地戶籍人口,如果在公共政策上完全享受平等待遇,『這對地方政府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財政支出。』記者采訪時發現,農民工『融城』必然會給地方財政和城市公共服務帶來壓力。比如,有數據顯示,公辦學校接納10萬農民工孩子,無錫地方財政每年要投入4個多億;昆山每增一個戶籍人口,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要多投3萬元。
顯然,困擾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問題是地方財力,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和自身素質與城市生活有相當的差距。在農村一家一戶的非常自我的生活方式,在進入城市後會受到巨大的『衝擊』,因為城市生活需要更多的不是自我而是規范和秩序,也就是說,農民工自身加強文化認同和學習,提昇政治參與度和社會責任感是進入城市生活的大前提。
采訪中,對於農民工融入城市,多位專家學者都表示,淡化乃至消除戶籍差別,只是在制度設計層面和社會管理方式上為農民工在城市生存創造了條件,體現公民的平等。但在更深層次的觀念、文化的認同上,社會做得還遠遠不夠。城裡人看不起鄉下人、排斥鄉下人的陳腐觀念,也成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堵無形的『牆』。
此外從另一個角度看,城市管理者、用工單位乃至每一位市民,也應該從觀念上轉變對農民工的認識,從感情上包容、接納農民工的融入。『農業人口與城市戶口人群是平等的一員。要讓外來農民工融入城市,城市和城裡人應該幫助他們先完成心理上的轉型,要讓農民工在內心認同自己已經是市民,城市社會必須首先改變對他們的態度,尤其要革除歧視性態度,以市民角色期待和要求他們;同時這些農民也要自身努力,提昇知識層次與就業技能,爭取城市社會的尊重。
有城市開始試點 優秀者能夠受益
金融危機影響下,農民工就業及社會保障問題凸顯。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勞動與人力資本研究室主任都陽說,歷史上每次大的危機都是引發特定群體權益保障受到重視的良好機遇。1929年的美國大蕭條使得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生計無著,美國政府開始考慮為產業工人建立失業保險;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我國部分城市困難家庭陷入困境,城市低保制度建設被提上日程。
目前我國不少省市已開始通過各種『同城待遇』探索解決農民工問題。山東省近日就在全省范圍內做出規定,要求各級政府和各地區對外來農民工給予積極的就業扶持政策,符合落戶和上保險的,一律按照本地市民,給予辦理;而在外來農民工集中的上海市,有關部門也承諾,農民工的最低工資水平、勞動工作時間和基本勞動條件,都享受與本地市民相同標准;符合『兩個穩定』(有穩定職業和穩定住所者)條件的農民工,可申領上海市居住證,持有上海市居住證的農民工,可享有社會保險、教育培訓、計劃生育、衛生防疫等相關待遇。
顯然,一些財力較為雄厚的地方,『戶籍之門』已經向優秀農民工打開,農民工變身『城裡人』的可能正在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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