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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她引以為傲的職業,卻從來沒有為她帶來過任何收入。旁人或許很難理解她:為什麼做一份沒有薪水的工作卻能全情投入樂此不疲?她說,原因很簡單,做志願者收獲的是快樂。在她看來,快樂比金錢更珍貴。
她得到過百年扶輪社頒發的獎章,也因為出色的志願服務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她也是一位令人羡慕的母親,二女兒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小女兒則是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學業,兩人都是碩士畢業;她樂於接受采訪,不是為了出名,而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看到她的故事,加入志願者的行列。她的丈夫梁淑堅博士是開發區聘請的科技顧問,隨丈夫來到開發區之初,張輝林一度覺得生活非常孤獨,最終還是做志願者的熱情改變了她的生活。在已經67歲的張輝林身上看不出絲毫老態,她使用電腦時的熟練程度甚至超過很多年輕人。
從俄亥俄到濱海新區,張輝林始終未變的就是時刻不忘服務社會的志願精神。最近讓她感到非常開心的事情就是認識了老丁——老丁以前是連雲港日報的編輯,每天沒事就在社區下棋聊天。有一天,一位志願者說你應該到志願者協會去發揮你的特長(因為志願者協會有自己的會刊,平時需要有人做編輯工作)。老丁找到張輝林,簡單的交談後他就決定留下來,每天來上班。他當(會刊)主編確實是『人盡其纔』,平時大家要絞盡腦汁纔能寫出來的報告他總能輕松完成,用張輝林的話講,『真的太有纔了』。也有人不太理解這位丁大爺:不拿錢還去上班?他們不了解,老丁和張輝林一樣,他們其實都很快樂。
張輝林說,他希望能夠有更多的老丁來做志願者。
因義工緣定今生記者:您的家鄉在哪裡?
張輝林:我出生在廣東梅縣,和葉劍英元帥是同鄉。我7歲到中國臺灣地區,後來去了美國,2002年來到天津開發區。
記者:您去美國之後也在做志願者嗎?
張輝林:最初在美國我沒有工作,就是在家裡帶孩子,孩子大了以後我纔出去工作。在家帶孩子同樣可以做義工,在孩子學校裡做義工,給老師幫忙。我還在警察局和醫院登記,希望做義工。有警察曾經半夜給我打電話,說有位中國人半夜還在公車站徘徊,也不會講英文,讓我去幫忙。
記者:您和梁博士是怎樣認識的?
張輝林:我和梁博士是做義工時認識的。我從師范學校畢業後被派到鄉下小學,那時流行歐洲的土風舞,所以小學課間都不做早操,改跳土風舞。校長認為我是最年輕的老師,所以就把教土風舞的任務交給了我。我和校長說:『校長,您很不幸,碰到一個不會跳舞的老師。』但他很堅持,我也沒有辦法。當時我真的不會跳舞,因為小時候上學全班跳高山舞(很容易),全班只有兩個人沒被選上,一個是瘸子,另一個就是我。我很奇怪,也不敢問,後來索性就不再跳舞了。以前在師范學校有舞蹈課,我的老師告訴我,如果不是看在我經常幫她准備上課用的球和網子,她根本不會給我及格分——我其實是靠做義工過關的。
接到這個任務後我就去惡補跳舞,後來真的開竅了,不但在學校裡教了兩個舞,還到一個青年宿捨(大學生比較多)去教跳舞。在我教跳舞的時候,有個男孩子不會跳舞,每次就在那裡幫我放唱片——他就是我先生。他是他們系裡的班長,因為系裡要辦舞會,所以經常來找我。那時候我已經把他當作朋友了,有一次我告訴他要去高雄相親,他說他也有親戚在高雄,就跟我一起去。後來他告訴我他很心痛,因為那時候已經很喜歡我了,可是我不知道。後來又有人給我介紹工程師,我也經常會問問他的意見,他總是說這個太老了,那個沒文化,沒有一個好的。那時候他就是個窮學生,只有一輛單車還被偷了,而且剛上大學三年級(比我小兩歲),我把他當弟弟看待,只是個可愛的小男生。但他很認真地告訴我他有前途,他有信心讓我過得很好。就這樣,他天天和我在一起,我也沒有機會再去認識其他男生。他很真誠,這一點我覺得很重要,而且到今天回頭看,我覺得我們的選擇都是正確的。我先生到美國留學一年後我就去陪讀了,我們到美國的時候都是有人接的,我先生就和我說,以後有留學生來美國,我們也來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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