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16日告訴記者，她狀告日本右翼侵害名譽權案經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定勝訴後，她委托的日本律師團近日告知，已收到455.73萬日元賠償金，約合315000元人民幣。

　　有關夏淑琴狀告日本右翼作者及出版社侵害名譽一案的來龍去脈，媒體多有報道，不再贅述，而30餘萬的賠償雖說來得太遲來得太過曲折，且夏淑琴老人僅是目前唯一在有生之年終審勝利並獲得賠償金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然而，這畢竟不是夏淑琴一個人的勝利，正如夏淑琴所說，『我感到很高興，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勝訴，也是對歷史真相的肯定和對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同胞的一個慰藉。』更為重要的是，日本三級法院判決夏淑琴勝訴，事實上就史實問題做出了法律確認，這對日本右翼分子將會產生一定的震懾作用。這次勝訴具有突破性的意義，有可能成為類似案件的一個范例。

　　然而，過分的渲染一個個案的勝利，顯然又是不適當的。且不說日本右翼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指其純粹是捏造、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的無恥行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僅就一般日本人的認識而言，也與我們的期望相去甚遠：無論是立即表示歉意還是含糊其辭，相當多的日本人都對這個話題感到極端的不自在，匆匆岔開。這種在歷史面前選擇鴕鳥姿態的做法也許是最為可怕的，它甚至比一小撮人的狂妄、一部分人的無知更難讓我們接受，硬硬的昭示著尷尬。

　　令人尷尬的也不僅僅是日本人的歷史觀，它還來自於我們有意無意地疏失，某些方面幾可以用麻木來形容。還記得兩年前，王選、孫宅巍等一大批全國知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專家學者發出的呼吁麼？『全社會應該重視侵華日軍慰安婦史實的搶救發掘，集全社會的力量關心照顧將凋零殆盡的慰安婦人證！』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侵華日軍慰安婦這段屈辱史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知名學者、細菌戰中國受害者原告訴訟團團長王選女士對南京慰安婦的研究曾痛心地表示，目前國內對於南京慰安婦的研究還剛剛起步，如果不是少部分民間學者的收集研究，侵華日軍南京慰安婦的歷史研究就是空白！時隔兩年，這方面的工作和進展如何不得而知，恐怕也難言樂觀吧！

　　因此，我們必須像那些殫精竭慮的搶救者表達敬意，除了上述發出呼吁的學者，我們還應記住一些人的貢獻，比如旅居日本的薩蘇。對於70年前爆發的抗日戰爭，日本的史料是如何記載的，我們鮮有人知。薩蘇從日本的資料中挖掘出大量鮮為國內所知的抗日史實，將它們寫進《國破山河在》，並與國內資料互為對證，讓許多珍貴的歷史片段重現於我們眼前，同時也將湮沒於血與火之中的眾多英雄事跡和英雄人物展現在我們眼前；我們還應記住面對日本右翼造謠污蔑勇敢站出來的類似夏淑琴老人那樣的中國人，以及像東史郎一樣曾經在中國犯下罪行卻又勇於懺悔的日本人；我們更應該向這些人表達敬意，比如，隱忍多年勇敢地將『講不出口的事情也要講出來』的雷桂英老人。我們知道，她是南京首位公開站出來的慰安婦當事人。不忍回憶卻必須講出，這是何等的勇氣與對歷史對後人負責的精神。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纔讓歷史不能任某些小丑隨意涂抹。

　　當然，歷史的敘述方式也不僅是史料和當事人的見證，它還可能以藝術的方式，比如，電影。今年4月，除了《拉貝日記》，我們還將看到陸川執導的《南京！南京！》，只是我們在觀看這部據說以手持攝像機的拍攝方法讓畫面晃動得很厲害的電影時，被晃動的不應只是我們的眼睛，還應撼及我們的心靈。(宋學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