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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浪潮的作用下,誰也不能置身事外。隨著四川、山東兩名最近回國同胞的病情被陸續得到確認,同時也表明,甲型H1N1流感疫情也以境外輸入的方式,來到了我們的身邊。
疫情就是命令,一場圍繞著確診病患在國內的路線展開的排查已經在全國各地展開。從各地媒體的報道中,我們欣慰地發現,在這場與時間賽跑、與疫情賽跑的火線排查過程中,相關的衛生防疫部門的應對舉措還是相當高效的。在兩個確診病例被公布的同時,與他們有過親密接觸的旅客基本上都能被及時發現,並采取了相應的控制措施。這也表明,在經過了非典疫情的衝擊之後,我們的公共應急體系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快速反應和處理的能力。
相比之下,一些公民面對疫情的做法則顯得不負責任,或者說有些過於『自我』。以被確診的兩個患者為例,根據報道和他們的自述,第一個患者在坐飛機回國途中便曾出現咽喉痛的癥狀,但在北京入境時他並未將不適癥狀如實填寫在健康申明表上,以致後期尋找那些與他曾經發生過密切接觸者的過程中,北京等地均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導致追尋工作不僅耗時耗力,還遭到了其中一些人的不理解和抵制。
而第二個患者盡管在機場接受檢查時體溫正常,但到北京後曾連續兩天高燒39℃,但是他既沒有及時就醫也沒有及時報告,反而抱病乘坐交通工具出入各種公眾場合,直到在坐火車回山東的路上,纔向山東的衛生部門進行了申告。如果這兩位患者對甲型H1N1流感疫情能夠多一份警惕,如果他們能在機場及時配合有關部門的防控措施,如果他們在感到不適的時候及時就醫並減少與他人的接觸,那麼,人們所面臨的傳播風險要比現在小很多。
當然了,這些『如果』只是我們善意的設想,對於當前實實在在的疫情,我們更需要的是政府、公民共同配合,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門全力投入,采取各種防控措施,另一方面,每一個公民也要擔當起自己的公民責任,這兩者缺一不可。這種責任一方面屬於道德層面,每個公民一旦成為與甲型H1N1流感患者密切接觸者,就應當主動站出來自覺接受醫療機構的『觀察』,這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這種責任也屬於法律層面,每一個密切接觸者尤其是發現自己出現身體不適等狀況時,絕不應該抱有『躲』或者『藏』的心態,而應該在最短的時間內采取『封閉觀察』措施,這是應盡的法律責任。
目前,防控甲型H1N1流感可以說已經到了一個嚴峻的時刻,而防止疫情蔓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盡快發現、封閉『傳染源』,這既是國家、社會之責,更需要每個公民的積極配合和主動防控。(文/朱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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