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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 上海報道
王景榮是一名職業外交官,曾任新加坡駐印度、尼泊爾大使及吳作棟總理新聞秘書等要職。2003年,他出任東南亞聯盟(ASEAN,簡稱『東盟』)秘書長,從此走上更大的舞臺,成為一位國際知名的外交家。
關於自己職業生涯的這段高峰,王景榮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形容為『勞心勞力、但激動人心』,而他作為東盟秘書長最重要的成績之一,就是促成了東盟與中國5年的『蜜月期』,『親身見證了東盟對待中國心態和關系的重大轉變』。
2008年,他卸任東盟秘書長,隨後重拾因任職東盟而推遲的學習計劃,前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修一年,課題是中亞。『這一年間,我走遍了幾乎所有的中亞國家---能源是個非常重要的課題,為此就必須了解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態。』
本刊記者5月12日在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的2009年『上海論壇』見到王景榮時,他名片上的頭銜已經是『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同時兼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所長。
盡管身份有所轉變,但是當本刊記者問及最近引起廣泛關注的越南、馬來西亞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劃界案』事件,及熱議中的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及未來『亞元』等關於東盟與中國的問題時,王景榮似乎馬上就被拉回到了『秘書長時代』。
不要被提案和反提案嚇倒《瞭望東方周刊》:作為前任東盟秘書長,你如何看待越南、馬來西亞的大陸架劃界案?如果是你任職期間,會如何處理?
王景榮:現在的形勢是,中國宣稱這些島嶼歷史上就屬於中國,馬來西亞和越南則聲稱有些島嶼應該屬於他們。
在國際法中,爭端是有一個處理過程的。越南和馬來西亞現在向聯合國相關機構提出了他們的立場。如果他們是用合法、和平的方式提出,而中國政府不同意的話,可以回應:我們注意到了貴方提出的議案,我們也有我們的立場,這是我們的相關文件。
重要的問題是,不要被這些提案和反提案嚇倒,它們都是合法解決問題的過程。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給大家贏得了6年寶貴的發展時間,其中東盟和中國達成了自貿區等一系列重要協議。現在東盟與中國的關系已經穩固得多,雙方有大量的貿易、投資和其他往來,這時雙方如果劍拔弩張,就會破壞之前多年努力的成果。
我們需要面對這個問題,並找到辦法解決,本著『大家都是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的立場。與此同時,我們其他方面的關系應當繼續發展。我相信這一定會是形勢發展的方向。
我在擔任東盟秘書長期間,曾經向一些東盟國家的官員建言:一旦談到主權和所有權問題,最後多半很難真正分出誰對誰錯,現在,我們能不能避免在領土歸屬問題上針鋒相對,而是著眼於更大的圖景,回到基本原則---如何更好地合作?
領土歸屬問題,即便上了國際法庭,也常常難有最終結果。就像泰國和柬埔寨那場曠日持久的柏威夏寺主權之爭,上世紀60年代海牙國際法庭就做出了裁決,說它屬於柬埔寨,但泰國一直不願接受。
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接受一個原則:和平解決問題,這樣我們都能為自己贏得寶貴的和平發展的時間。
可以這樣說:南海問題的發展,使之再也不能被忽視,但以中國與東盟關系如今的深度和廣度,應該能夠找到一些不正面衝突的解決辦法。
中國領導人『極富政治創意』《瞭望東方周刊》:說起東盟與中國的關系,你是最有發言權的人之一。如何評價你擔任東盟秘書長的5年?
王景榮:在東盟工作的5年是我職業生涯中激動人心的一段。由於整日與總統、總理、部長們打交道,我得以目睹最高層的決策過程。這裡面,包括(東盟)10個國家領導人坐在一起,妥協各自的國家立場,最終出臺一個共同的地區性政策;也有10位領導人如何與中國、日本、韓國的領導人,困難地找到共同點。
想一想,13個不同的想法,經過協調,會有兩三個不同的基本立場,從中又必須找到一個共同立場。因此我親身經歷過各國領導層的妥協過程---如何既堅持國家利益,同時又給達成一致意見留下足夠的空間。
作為秘書長,我跟各國領導人一起開會,然後要去向會議室外面的部長和高官們傳達裡面做出的決定。這個橋梁不好做。有時候,外面的高官根本不相信自己的領導人居然答應妥協。這時候我就要解釋,給他們講整個決定做出的過程。
但這還不是最難的。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把東盟領導層做出的決定傳達和解釋給社會公眾,而後者常常感到不服氣、難以接受。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自己在東盟與中國關系方面最大的成果是什麼?
王景榮:2003年我接手的時候,東盟與中國的關系已經非常不錯。2000年,時任中國總理朱基提議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個提議對於東盟領導層是出乎意料的,但他們很快決定同意。
接下來的兩年有很多討論,這個過程是困難的,因為要協調10個國家的想法,還要與中國談判。中國政府方面非常慷慨,也非常有創意。現在,當我回顧東盟與中國的關系時,我更深地感到,中國政府高層在與東盟接觸時,開啟了一種極富政治創意的解決辦法。
《瞭望東方周刊》:能具體談一下這個政治創意嗎?
王景榮:當朱基總理提出自貿區想法之後,在東盟內部的討論需要數年時間。中國方面說,可以,但在你們討論的同時,我們決定開放你們部分的產業進入中國市場。如果你們試過之後覺得不錯,就一定會更加確信自貿區的好處。這就是後來所謂的『早期收獲計劃』。
因此,在2003和2004年,東盟國家的很多農產品就進入了中國市場,比如熱帶水果,主要的出口國是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他們很快發現,哇,這是一大筆收入。從此他們就非常堅定要跟中國簽署自貿區協議。
另一個體現中國政府創意的地方是,如何應對開放帶來的走私等問題。像越南、老撾、柬埔寨就比較缺乏這方面的專業經驗。中國政府這時又推出了『能力建設計劃』,甚至派自己的官員去東盟各國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在此之前,雙方像兩個正常國家一樣談判: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你敢過來我就打你。但現在變成了:我們有同樣的困擾,為什麼不一起解決呢?
因此,在我擔任東盟秘書長期間,親身見證了東盟對待中國心態和關系的一個重大轉變:他們感覺到,中國非常願意在平等的基礎上、面向未來地與東盟交往。我在任的5年,應當說是東盟與中國『蜜月』的5年。我卸任的時候,兩邊關系中所有我們能做的事---自貿區協議、跨境打擊犯罪、食品安全協議、IT合作---或已經做了,或已經開始談了。現在,只是完成協議的事。我們已經開始考慮下一步了。
從筷子米飯國家到手抓米飯國家《瞭望東方周刊》:下一步是什麼?
王景榮:不光是東盟—中國關系,而且是更大的地區問題,比如怎樣使本地區持續和平繁榮,怎樣維系地區內國家與其他大國,如美國、俄羅斯、歐盟國家的政治關系的平衡。打個比方,兩個家庭已經相互娶媳嫁女,快樂地成為一家人,開始要考慮如何幫助街坊鄰居。
你一定知道,東南亞歷史上已經很長很長時間沒有享受過如此持續的和平與繁榮了。過去,每二三十年就要打一場仗。而現在,從上世紀70年代越戰結束以來至今,我們一直享受著和平寧靜。但我們不會就此認為萬事大吉。
我們會和中國一起考慮,如何使這個狀態持續下去,如何與地區外的相關國家---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印度---接觸,使未來可以預測並且對大家都有好處。
不少國家都習慣於用『照鏡子』的心態來看待東亞,比如希望西方的樣子能夠在中國映出來。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但這個心態是個事實。在這點上,東南亞與中國可以合作。
《瞭望東方周刊》:目前正在做的具體的事是什麼?
王景榮:現在,我們在考慮,如何與印度接觸。
印度是個亞洲國家,但又跟西方很親近。我們都是用筷子吃米飯的,而印度人是用手吃米飯的,文化差異不言而喻。我們如何與這個龐大的崛起中的國家相處呢?於是,東盟與中、日、韓一起,發起了『東亞峰會』,以一個地區聯合體的方式與印度接觸。我們每個國家與印度都有外交關系,但這個形式的接觸是為了告訴他們,所有用筷子吃米飯的國家正聯合起來與你們進行政治、經濟和戰略上的接觸。如果交流得足夠好,我們可以聯合起來,跟美歐接觸。
但如果只是亞洲的國家在一起,給人感覺像是個東方對西方的聯盟。為了消除這種誤解,我們又接觸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從筷子米飯國家,到手抓米飯國家,再到土豆面包國家,希望整個街坊都能皆大歡喜。這將是東盟與中國關系的新階段。
《瞭望東方周刊》:這套理論體系印度能夠接受嗎?
王景榮:應該說,印度是接受這個觀點的,但時有反復。這也是民主國家決策過程中的必然。現在的印度總理非常堅定跟東盟、中國合作,接受東亞峰會框架,但本次大選後新當選的總理可能就不一定。
可以說,印度的民主制度使東盟和中國計劃的實行變得復雜,但碰到問題時,還是要回到我們的基本原則。
當初在成立東盟的時候,我們制訂了四條原則:第一,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相同的國家;第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合作;第三,如果有不同意見,絕對不准互相扔石塊,一定會有和平解決的方法;第四,如果兩個國家關系很好,一定要把這種積極的氛圍擴展到鄰居那裡。
正是在這些原則的指導下,我們纔能夠把10個國家聚攏在一起,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彼此之間沒有矛盾。這也應該是與印度接觸的方法。
過去研究日元,現在關注人民幣《瞭望東方周刊》:金融危機之後,很多人士呼吁東亞國家更加緊密合作,『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被重新提出,你怎麼看它的可能性?
王景榮:我認為AMF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大了。這個想法是20多年前由日本人提出的,但當時條件還不成熟。現在,隨著東盟、中、日、韓以及印度聯系的加深,AMF可能性無疑更大了。
但AMF會馬上成立嗎?我的答案是不會。因為它需要注入資本。誰來注入呢?
中國有能力,但中國國內還有很多貧困地區和落後產業,不允許它一下子拿出這麼多錢投入AMF。日本有能力,但日本是否願意與中國、東南亞分享自己的經濟成果,是個問題,再加上其國內政治不夠穩定。如果日本能有一個強有力的首相上臺,AMF可能會更加可行。東盟呢,加在一起是一個大市場,但金融方面在世界舞臺上的聲音還太弱,所以我們不可能成為AMF實質性的股東,倒是有可能成為AMF最大的客戶。
另外,如何設計一個機制,讓大家都來入股,但又不使任何一方分量過重?這些都需要時間。所以,我認為這個機構不可能很快成型。
《望東方周刊》:『亞元』是不是就更加困難了?
王景榮:地區統一貨幣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需要各國宏觀經濟政策高度協調,特別是穩定匯率。我們做的第一步,就是1998年東盟10+3財政部長會議上決定的,穩定我們的匯率,並交換匯率方面的信息。這是第一步。
最新的信息是,10多天前在巴厘島結束的東盟10+3財長會議上,我們決定成立『宏觀經濟專家庫』,跟蹤宏觀經濟和匯率的最新信息,提供智力支持。
我估計,在未來10年內,還不可能出現一個地區貨幣。但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隨著各國貨幣趨於穩定,它們會越來越多地相互掛鉤。這樣的勾連越緊密,統一貨幣的基礎就更成熟。也許10年之後,我們可以坐下來討論:關於統一貨幣,我們准備好了嗎?
在此過程中,我確信很多國家都會加強對人民幣信息的收集和研究。過去我們研究的是日元,現在我們關注人民幣---人民幣如何與日元和其他世界主要貨幣掛鉤,這將是東盟國家密切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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