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民意與法律衝突，釋疑理所當然

　　最近兩起刑事案件所引發的輿情態勢值得法律界高度關注。一是鄧玉嬌刺死官員案，一個是早先的習水嫖宿幼女案。從目前兩案的發展進程看，習水案已經被改變管轄，由遵義市人民檢察院向遵義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輿論已稍顯平息，但質疑嫖宿幼女罪的反應仍然強烈。而鄧玉嬌案的輿情更是洶湧，網民普遍表示出對犯罪嫌疑人的同情乃至贊頌，認為鄧玉嬌是正當防衛的烈女，營救烈女的網絡呼聲已經變成了現實行動。(《時代周報》5月21日)

　　近年來，一些個案在媒體的傳播下演變成影響性訴訟，民意的介入最終導致司法的公開與糾偏，這已經成為輿論監督的一種流行趨勢。在這種背景中，上述兩起案件引起輿論的強烈反響並不奇怪，但讓人擔懮的是，隨著公民表達的充分與廣泛，輿論監督的界限也突破以往質疑的底線，直接對司法專業判斷形成乾預。

　　某種程度上，習水案和鄧玉嬌案開創了全民法官時代，幾乎所有的評論，無論作者是否深諳法律知識，都在履行一個法官的專業判斷。在常人的法律認知裡，習水案似乎是一個鐵定的『強奸案』，檢方選擇的罪名無疑是在『侮辱群眾的智慧』；而鄧玉嬌的行為顯然是正當防衛。在尚未完全掌握詳細的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尚未搞懂定罪量刑的基本原理，尚未准確從法律上區分出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強奸罪與嫖宿幼女罪差別的前提下，僅是依據媒體披露的事實，就斷然判定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這不能不讓人感到擔懮。

　　對司法機關而言，應對輿論既要敞開胸懷、包容接納，同時也要理智甄別、以理服人。針對大眾對專業法律問題的誤解，最好的溝通方式就是答疑解惑，『心平氣和』地作出法律釋疑。

　　就鄧玉嬌案而言，刑法上正當防衛的認定，原本就是一項十分復雜、精細的專業難題，其與防衛過當的界限往往並不清晰。在具體的案件中，到底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必須依賴全面而細致的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作支橕。即便是從現有媒體報道的事實看，考慮案發的時間、地點等因素，很難說鄧玉嬌就到了非要采取刺死人的方式來實施防衛的程度，即便是一種防衛，其行為在法律上也更接近於防衛過當。但是在一般人的認知范圍內，對正當防衛的時間、強度等要件並不熟知，對於『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防衛過當也會構成故意犯罪』等也存有認識偏差。很顯然，對於這種激憤的民意尤其是網絡輿情，司法部門不應『三緘其口』，而需要作出更為詳細的解答，以獲取民意的理解與認同。

　　就習水案而言，從嚴格的法律規范意義上分析，僅依據媒體公布的事實，也難以認定涉案官員的行為構成強奸罪。雖然在法律上，嫖宿幼女罪侵害的對像是不滿十四周歲的賣淫幼女，許多人認為習水案中的孩子並非為了金錢或財物自願出賣身體，而是在受到『打毒針、拍裸照、毆打』等手段脅迫後，纔被迫就范，所以不能認定為賣淫幼女。他們忽略的一點是，在認定嫖宿幼女罪的客體要件上，如果幼女是被他人(而非嫖宿者)引誘或強迫賣淫，則司法上不要求幼女自己認識到行為的賣淫性，只要求客觀上存在賣淫(交易)行為即可。

　　不難看出，囿於專業知識的壁壘，輿論所代表的民意也可能與法律理性發生衝突，在這種衝突的輿情激蕩下，司法機關的職責更重，除了要『心無旁騖』地恪守法律理性，讓司法避免輿論的乾擾；更需要及時釋法、釋疑，向社會傳播正確的法律知識。如果對民間的質疑不聞不問，勢必會加深司法與民眾的隔閡，擴大專業鴻溝下的輿論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