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0多年前,他作爲一名日本士兵,參與了侵華戰爭。6個月後,因爲“看不慣軍隊燒殺搶掠”,他逃跑了。因爲回不到家鄉,他輾轉來到山東濟南,並在這裏安了家,從此再沒離開。剩下的70多年裏,他盡全力幫助周圍的人,並拒絕了回日本。他說,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贖罪——
70多年來,山崎宏一直在爲那場戰爭贖罪。儘管作爲一名士兵,他在其中只參與了6個月。
6月20日,坐在山東濟南市一家小診所裏,這個老人覺得,自己每天的工作,“除了給小孩兒看病,就是等死”。他已經101歲了,幾年前,聽力開始漸漸喪失,到現在幾乎聽不見任何動靜。
但在街坊們眼裏,他仍然是遠近聞名的“山大夫”。操着一口濃重的濟南口音,穿着一雙平底黑布鞋,很少有人能認出他是個日本人。更少有人知道,72年前,他曾在侵入中國的日本軍隊服役,做一個爲軍馬治病的獸醫。
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兩個月後,年輕的山崎宏來到中國,隨軍隊轉戰上海、天津,並在6個月後,挑了個黑夜逃走。他解釋,那是“因爲看不慣軍隊的燒殺掠奪,破壞別人的生活”。關於戰爭的經歷,人們只能從他嘴裏打探出這麼多。
從眼前身材略微佝僂、步伐緩慢的老人,很難推想當年那個日本陸軍士兵的壯實模樣。山崎宏老了,並自己知道將不久於人世。因此,5年前,他97歲時,把山東省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請到家裏,在遺體捐獻登記表上鄭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我死後不回去了,就永遠留在中國了。”他指着登記表的複印件說。他所說的那個不回去的地方,在日本岡山縣,1908年11月,山崎宏在那裏出生。1937年,有兩個兒子的山崎家,必須送一個兒子參軍。因爲哥哥已經結婚了,山崎宏便穿上軍裝,離開了那個盛產葡萄的地方,來到中國。
6個月後,逃兵山崎宏最希望能回到日本的家,因此,他決定從天津向東逃亡。在模糊的記憶裏,他記得山東半島最東面,“離日本近,可以找機會回家”。但在日本老家,親人們以爲他早已陣亡了,爲他擺好了靈位,並修好了墳墓。
這條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幾十年。沿路乞討來到濟南後,山崎宏停了下來,因爲“這裏的人們,給我飯吃,給我水喝”。從此,他再也沒有挪過窩兒,一個從唐山帶着女兒逃難到濟南的女人,經人說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給女兒取了個好聽的名字“山雍蘊”。
“就那麼回事。”坐在只有兩張辦公桌的診所裏,山崎宏微微一笑說道。提起過去的事,他都輕描淡寫,有些記憶也漸漸模糊。不時有人帶着生病的孩子來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講述,給孩子號脈,然後戴上聽診器,神情專注地檢查病情。
除了週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診所,然後10∶30離開。“每天都很準時,風雨無阻。”診所的主人劉謨桐說。桌子上淺黃色油漆已經有些剝落,這是個再普通不過的診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濟南也有一間自己的私人診所。那時,戰爭剛結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還只是郊區。過了幾年,他的漢語已經很純熟,經常能在廣播裏聽到一個叫毛主席的人,告訴人們要“爲人民服務”。
後來,山崎宏的診所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變成了聯合診所。再後來,他成爲當地衛生院的醫生,吃上了公家飯。雖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國籍,山崎宏幾十年來服務的,卻一直是中國人。
他的身份,和他參加過侵華戰爭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盡一分力量,向中國人謝罪”的念頭,卻在他心裏藏了一輩子。
這個心懷愧疚的人很少說出自己的想法。認識他的人回憶起來,大都像劉謨桐一樣,評價是“太客氣了”。大多數時間,他見到人,都會欠身微微一笑,卻很少跟人交流。他從不串門,不開心的時候,也幾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傾訴,只是把自己關在屋裏翻看一些日文資料,偶爾會哼幾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卻做了不少事。自己開診所時,山崎宏給很多窮人看病,都不收費用,儘管他日子過得很緊張。進醫院工作很多年後,他的工資都沒變化過,一直是83.6元。後來,女兒山雍蘊聽別的醫生告訴她:“每次漲工資,你爸爸都跟院長說,把機會讓給別人。”
雖說滿腹疑惑,回到家裏,山雍蘊卻“什麼都不敢問,什麼都不敢說”。她到現在都記得,父親一直很嚴厲,很少笑,做事也很嚴格,並且常常告訴她“照着做”。而母親過世早,關於父親的經歷,他自己從來不提,她也幾乎一無所知。
要不是媒體後來的報道,她甚至從不知道父親具體的身世。